新加坡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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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ACI）与万事达卡举办了一场“疫情期间消费者的需求：来自新加坡的视角”（What Consumers Want during the Pandemic: A Singapore Perspective）网络研讨会，进一步研究了疫情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谢陶钧（Xie Taojun）介绍了研究结果；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主任张保罗（Paul Cheung）教授主持了网络论坛。

　　新加坡Grab控股公司顾问、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前首席经济学家Leslie Teo指出，该研究将2019年和2020年的数据进行了比较。这一数据比国家统计数据更为详尽。

　　这种极为精确和近乎实时的数据，可以帮助政府和研究人员了解事件的经验影响，可以测量实时消费数据和政策带来的影响。这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可因此而更快地做出响应。

　　万事达卡亚太区联席总裁凌海说：“数据研究在这种时期非常重要，能够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如何应对这种不确定性。”

　　谢陶钧指出，目前的数据还可用于对未来的预测。万一出现第二波或第三波疫情，甚至将来再次发生疫情大流行，决策者和社会都可以利用这样的数据，充分做好准备。

　　在线支出的变化和电子商务的未来

　　新冠疫情发生之前，新加坡在线购物占新加坡零售交易量的20％，而线下购物则占80％。在断路器措施实施期间，在线支出上升到30％，而线下支出下降到70％。

　　但是电子商务在新加坡能持久发展吗？

　　凌海认为，尽管这种趋势不太可能逆转，但他相信，线上/线下的支出比例一定不会是50/50。数据显示，断路器措施实施期间，线下消费有所下降；但当新加坡进入第二阶段时，线下消费最终又增加了。另一方面，线上消费在整个期间都大致保持不变。

　　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阻断器措施第二阶段期间非必需零售的恢复，即消费者在非必要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增加了。凌海推测，人类是社交动物，由于渴望社交互动，人们正在恢复疫情前已经有的习惯。

　　那么，这些变化会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吗？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兼职高级研究员、新跃社科大学副教授沃尔特·塞瑟拉（Walter Theseira）说，这要看情况而定。某些类型的在线消费比其他类型的消费具有更大的结构性含义，因此要注意区分它们。

　　新加坡人的消费行为有了哪些变化？

　　尽管线下消费和非必要零售量在增长，但新加坡人的整体消费模式表明，其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内部化因素。新加坡人在涉及传染风险较高的活动（例如在饭店吃饭）上的支出减少了。

　　断路器措施实施期间，消费的重新分配在数据中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其中包括旅行支出减少了，在线或无现金支出以及在线食品购买等增加了。此外，即使在解封后，在线购买必需品的行为也会保持相对不变。所有这些都表明，新加坡人现在更偏向于更安全、更轻松的交易方式。

　　这些消费模式对新加坡的未来是个好消息。风险内部化是一种降低成本的关键机制，在应对未来危机时可以防止更多的死亡和经济活动更大幅度的下降。

　　张保罗教授说：“当我们将这些消费模式内部化时，未来的疫情大流行将更容易应对。”

　　话虽如此，风险内部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且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与2月份相比，新加坡人现在对这种病毒的恐惧程度有所降低，这意味着他们更有可能在限制和安全距离方面以身试法。

　　塞瑟拉教授补充说，目前的数据无法确定，这些消费模式是由于风险内部化所致，还是由于诸如社会隔离措施等政府政策所致。

　　数据越多越好

　　虽然万事达卡的研究数据曾经用于大流行期间的研究和政策制定，但几位论坛成员认为仍有改进的地方。

　　数据收集范围的限制可能会影响其代表性。该数据仅由新加坡发行的卡收集，并由新加坡商户追踪，其中数据还不包括游客、非居民、使用非新加坡发行的卡在新加坡消费的费用，以及在非新加坡商户（如Netflix）上的支出。

　　张保罗教授表示：“我们需要明确这一点，尤其是当我们谈论与人口有关的消费习惯时。”

　　塞瑟拉教授还指出了“报复式消费”这一概念的问题。谢陶钧表示，报复式消费的定义是并非因限制解除而导致人流增加而产生的不明原因的消费。数据显示，在新加坡解封之前的几天里有短时间的超额消费现象。

　　然而，塞瑟拉教授表示，“报复式消费”可以与标准的消费平滑模型完全一致，或者可以代替受新冠疫情措施限制的类别消费（例如夜生活和旅行）。

　　他说：“只有在消费方面表现出某种不合理性或永久性的结构转变时，数据才有意义。我认为，一个更有用的概念是代替支出的重新分配想法。”

　　高频实时数据的未来

　　谢陶钧说，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许多国家一直在使用高频数据，研究大流行对消费的影响。当人们意识到高频实时数据的重要性时，许多人便开始寻找收集此类数据的方法。

　　谢陶钧认为，首先，在使用这些数据之前，必须建立使用数据并保护消费者隐私的问责机制。值得庆幸的是，处理与消费者隐私有关的问题有很多方法，例如信息聚合和匿名化。

　　Leslie Teo建议，如有必要，政府有权介入并从企业那里获取重要数据。他说：“这可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高压手段，但有时的确需要这样。”他举例说，Grab曾在法律的要求下提供了用于联系人跟踪的相关数据。

　　另一种选择是建立激励机制，鼓励企业相互共享数据。为此，必须创造双赢的局面，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公司可能不愿意发布对竞争对手有利的数据，即使是以较低成本甚至 免费途径获得的数据。

　　另外，塞瑟拉教授建议，政府可将数据发布给参与数据共享协议的公司。这将是一种更有效的选择，因为企业可以免费或以更低的成本获取关键数据。

　　凌海提出了一种分布式数据模型，即在允许公司拥有数据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汇总并整合”数据，以便在需要使用数据时保护消费者的隐私。

　　总体而言，双方都必须有所行动。公司和相关政府机构必须要构建互惠机制，以便在最需要的时候可以使用相关重要数据。

　　新加坡的数字鸿沟

　　新冠疫情大流行暴露出了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鸿沟，其中之一就是数字鸿沟。

　　凌海认为，在业务支持方面，小型企业正遭受着数字鸿沟的困扰。与可利用大数据的大企业不同，小企业没有这些资源，也没有在封锁期间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能力。

　　但这不仅仅局限于使用互联网或相关技术方面的限制。造成这一数字鸿沟的因素还有很多。

　　塞瑟拉教授认为，数字鸿沟的产生与教育和英语水平鸿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法阅读英语、受教育程度低、对技术缺乏了解等，意味着年长工人往往是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他强调，我们设计数字工具应该考虑到这一群体，而不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数字原生群体”。

　　此外，我们僵硬的思维也开始引发问题。世界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和变化，这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理解世界及其运作方式。

　　Leslie Teo说：“我们的社会正在努力适应世界的发展。没有公式可言，也没有更多的标准操作程序（SOP）。”

　　为了弥合这一全球数字鸿沟，政府和私营企业必须团结起来，解决在使用数字工具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否则将不利于经济发展。

　　凌海说：“我们需要确保创造平等的数字工具使用机会，而不是平等的结果。”

　　他说，万事达卡已经在倡导包容性增长模式，为小型企业提供解决方案，例如为小型企业创建无需其他基础架构的销售平台。

　　私营部门寻求利润的动机实际上也可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市场竞争的加剧将激发更多的创新，这将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创造出解决方案，从而创建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凌海说：“我认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当公司、政府和每个公民都凝聚在一起时，便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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