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将至，这些天最花时间的就是数篇期末论文的调研和撰写。还好其中两篇都和海归有关系，所以很多数据可以二次利用，也算走个小捷径了。在调研的过程中，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海归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和科研领域贡献突出，但在人文方面的成绩似乎乏善可陈，所以想就海归以及海不归对中国精神层面的影响力和大家进行一番探讨。

　　显然，对于海归来说，之所以归不再是“儿不嫌母丑”，大多数海归的决定无可厚非地是建立在国内各个领域涌现出来的各种机会和机遇之上。在海外的华人论坛，海归还是海不归的讨论往往是人气最旺的板块，正方反方与其说是在探讨何去何从的利弊，不如说是在纷纷为自己归或不归找个说法。

　　在决定归的一些人里，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回去后如何快速适应中国目前的社会和体制，阳春白雪的说法是进行“反向文化冲击”(Reversed Cultural Shock)的调整，也有少数偏向形而下的除了准备分享吃喝玩乐大全之外，基本上就是在研究回去后怎么和某些不良势力同流合污，共分中国这杯大羹了。总之，适应是王道的论调充斥，如何影响中国的提法鲜见。依我看，这恰恰是当今海归们最需要警醒的地方。

　　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海归的真正价值在于他们整体或个体的不同，而绝非其迅速适应和融入当地环境的能力。当然，这种不同并不局限于狭义的知识和专业层面，更不是自我感觉高人一等的心态和中英文混说的语言能力，其广义的不同应该体现在价值观方面。换句话说，那些让海不归们选择在国外生活的诸多深层次因素，其实也正是海归群体应当在国内坚持发扬光大的东东。

　　前些年，我服务的公司为了开发中国市场，总部专门雇用了一家知名的国际咨询公司。为了向我证明他们的本土化能力，咨询公司的一位老兄不无炫耀地对我说，几位海归负责人现在和国企领导们相处的已是如鱼得水，一起拱猪、钻桌子等无所不能，拿单子也因此变得容易很多。对海归而言，在国内备受推崇的恰恰是这种所谓的适应能力，虽然它确实能给海归个人和所在的机构带来白花花的银子或其它好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这种适应能力的过分强调和渲染其实代表了海归群体一种消极的妥协，甚至独立人文精神的缺失。

　　中国的文化和体制无疑具有很强的同化能力，海归们所面临的真正挑战其实不是怎么去适应，而是如何坚持自己认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普世价值观，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身边的人开始影响，而不为旁人的白眼和生存的压力去轻易放弃。在享受中国提供的各种机会的同时，如果海归个体们都能有意识地超越小我，多一些勇敢的坚持，少一些无奈的适应，把自己在海外吸收的养分一点一滴地回馈出去，才算对得起生之养之的这片土地。

　　我有一个朋友，做事情很认真，前几年回国发展，发现周围的同事对自身工作的标准都不够高，而且屡被灌输“这是在中国，国际惯例不适用”的说法，所以一度很是沮丧。好在他是个不依不饶的人，老板也很赏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公司开始把他的某些工作方法作为范本在内部推广。

　　从这个意义上说，海不归们一样可以影响中国，而不只是每每以回国度假的心态在歌舞升平中浮光掠影，或是饕餮归来后抹抹嘴开始数落国内“好脏好乱”。影响中国的努力可以从家人和朋友着手，也可以是国内工作上的合作伙伴。或许个体的力量确实微不足道，但群体的几何级合力从长远来说不可限量，所谓“勿以善小而不为”。

　　我认识一位人近中年的女士，在某跨国公司的美国总部工作，和她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在美中国女人一样，不适应国内的喧嚣，更习惯美国平静安逸的生活方式。不过，她每年都会回国呆一段时间，目的是为了考察和资助家乡一个贫困县的孩子上学。刚开始她的父亲和哥哥都很不理解，而且因为担心她上当受骗，风凉话一大堆。这些年下来，两个大男人被她的执着和收获所感动，也先后加入了助人的行列。

　　海归和海不归们坚持自身的不同，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无需拥有一个开放和适应环境的心态，其实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我想已有太多的文章就此作过阐述，这里就不画蛇添足了。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概括我的观点，那就是在受益于中国事业和物质机会的同时，海归们尤其需要想想怎样才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影响和回报中国。

　　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有如下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在肯尼迪学院深造，这句话无疑耳熟能详，也想借此言和海归海不归们共勉。同时，期盼著有一天这个群体更有理由骄傲地说，中国因我们而不同，因我们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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