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位近代以来，是和国学大师季羡林相提并论的文化大家钱钟书，不仅博古通今。钱老在语言方面也是非一般的造就，除去基本的英语，还精通德语和拉丁语。曾经有位美国的外交官来中国，就曾说要听钱钟书说英文。和澳际一起来看看钱老的英文早就吧！

钱钟书，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大家，很多人常常将其与国学大师季羡林相提并论。都是集大成者，在学术方面的造就万人仰止。同时皆有出洋的经历，作为早期的海龟，两位都在欧洲度过了一段求学经历。

钱钟书在西南联大时是破格提升的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他开了三门课：“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和“大一英文”，他当年的学生许国璋先生，曾回忆钱钟书当时上课情形说：“钱师讲课从不满足讲史实、析名作。凡具体之事，慨括带过。而致力於理出思想脉络，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师讲课，必写出讲稿，但堂上绝不翻阅。既语句洒脱，敷陈自如，又禁邪制放、无取沉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记，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

《英汉大词典》的主编陆谷孙先生曾感慨说：“钱钟书在《管锥编》内的西文雅言翻译，可以作为哪位翻译专业研究生的论文题目，尚绰绰乎有余，恕我不赘。我只好向同好推荐一个词的翻译：oxymoron被钱钟书译作‘冤亲词’，何其精辟又何其妙远!”(46)现从钱著中拈出几则译例，以佐证其译文之雅：

This is an art/Which does mend nature,change it rather，but/That art it self is Nature(语出莎士比亚《冬天的童话》，《谈艺录补订本》，页61页)

人艺足补天工，然而人艺即天工也。

Agenius differs from a good understanding,as a magician from an architect;that raises his structure by means in visible,this by the skilfuluse of common tools.(爱德华•杨论诗语，《谈艺录补订本》，页411)

天才与聪慧之别，犹神通之幻师迥异乎构建之巧匠;一则不见其施为，而楼台忽现，一则善用板筑常器，经之营之。

Form enwhoarortunatealllifeisshort,butforthosewhofallintomisfortuneonenightisinfinitetime(古希腊诗人语，《管锥编(全五册)》，页671-672)

幸运者一生忽忽，厄运者一夜漫漫

Withoutcontrariesisnoprogression.AttractionandRepulsion,ReasonandEnergy,Loveandhate,arenecessarytoHumanexistence.

(布莱克语，《管锥编(全五册)》，页446-447)

无反则无动：引与拒、智与力、爱与憎，无之人不能生存.

在钱钟书的英文论文中，时时可见其对中国古代典籍如《论语》、《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及佛经如《莲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的片段译文，下面录一首他所翻译的古诗：

All day long I looked vainly for a sign of Spring

My grass shoes raising clouds from the dust of all fields

Returning home, I Smilingly pick a plum-blossom and sniffit

Andlo! here on the spring is Spring in its fullness

尽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

(《鹤林玉露》卷六梅花尼子悟道诗，译文出自钱钟书

《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见附录二)

除了译艺颇受推崇外，钱钟书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界也深受重视。其“化境”论(“文艺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更被视为对翻译实践具有“深远意义“的译学思想。倘若以上举译文与“化境”论相对观，不难看到，钱钟书在避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的方面，几近完美，在精确传达原意方面，也无可挑剔。但钱钟书的译文是否达到了“完全保存原作风味”的目标，则见仁见智，颇难定论。平心而论，翻译的“化境”作为“文艺翻译的最高理想”，几乎是高不可攀的审美境界，让人向往，却不易企及。以英国文学汉译而论，朱生豪先生倾尽毕生心血所译之莎士比亚戏剧，庶几近之。

前文曾提到明徐光启的如下观点：“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无疑提示着“翻译”(以及与之相应的对原著的注解和阐发)作为引进外来文明的手段，在发挥沟通中外文化的功能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即，通过引进外来文明以改造本土文化，从而达到超越自身传统(“旧学新变”)乃至超越外来文明的目的。对于这一点，“缘起”部分已有论述，兹不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钱钟书作为一名在会通中西的实践中隐含着改造旧学的深层意图的人文学者，并非乌托邦式的“世界公民”，而是有着深切民族关怀的文化赫尔墨斯。 沉冰：难道钱先生就没有讲错的时候吗?

大师也犯错?

许渊冲：偶尔也有。比如有一次，他给我们讲爱伦·坡的作品《一个凶手的自白》，其中有这么一句："Mymindtodosth"。某位同学问：这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钱先生答：名词后面省略了动词(be)，原句本应作："Mymindwastodosth"。后来我们一查原书，原来是名词前面漏了一个动词，原句是"Imademymindtodosth"。当然，钱先生的解释也通，但毕竟不及原作来得圆融。钱先生肯定读过爱伦·坡的作品，但也做不到句句都过目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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