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还是不回?

　　“千人计划”吸引了海外留学人员的广泛关注。海外学人特别是一些已经被公司解雇的，更是将去留问题提上了日程来考虑：留下可能会更艰苦，然而，回国又能否有更好的机会?

　　随着雷曼兄弟和美林证券的倒掉，华尔街开始变得落寞了，似乎已经变成了一条“死街”，就连往日订座都困难的金融区的酒吧和餐厅，现在也只有不到一半上座率了。

　　华尔街的彷徨

　　在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工作了多年的李先生无奈地步入办公大楼，来到了自己的座位收拾东西，按照规定，他不准碰触电脑或复制、复印任何文件，然后端着装有自己的私人物品的纸箱子走出了公司大楼。

　　“我失去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这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李先生说，他难过极了。

　　在华尔街，像李先生这样遭到同样命运的雷曼兄弟的雇员大概有2.5万多名，他们不知道何时能拿到下一月工资，或许那也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份薪水。

　　“每个人都在收拾自己的东西，交换联系方式，互相承诺在未来找工作时将互相帮助。”

　　但在如此恶劣的市场环境下，要找到新的工作谈何容易?李先生很沮丧。华尔街在次贷风暴与破产的双重冲击之下，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2008年的裁员人数，已多达10多万余人，在如此恶劣的市场环境下，2009年被裁者找新工作将更为困难。现在华尔街的天空上，找工作的履历表满天飞，华尔街失业者四处奔波都在找新工作。

　　在一家美国大型投资银行工作多年的职员万小姐一脸无可奈何地表示，现在只要不被裁掉就谢天谢地了。金融分工细，例如财富管理和投资银行，相差甚多，加上经济不景，一旦被裁，要找回同样工作，非常困难，特别是40岁之后，重新就业难上加难。

　　一位在美国金融界工作20多年的资深金融专家方先生表示，金融界非常残酷、现实，如果不挣钱，马上就会被裁掉。他曾在美国一家非常知名的投资银行工作，曾经历过“星期五发红包，星期一整个团队扫地出门”的事情，至今仍心有余悸。

　　在雷曼兄弟供职的华裔精英约有2千人之众，虽然华裔能够做到公司高层的人并不多，也不会像那些手中握有大把公司股票的高层，资产一夜间化为乌有。但是华尔街一贯的高薪收入，使得华裔员工有能力买车、买房，经历这场金融海啸后，一般员工最保守估计损失可能达6至50万美元不等。现在，大批专业人员应声落马，一些金融专家和投资高手被迫出局，纷纷转行或自立门户，一些华人也萌生了回国发展的意向。

　　最近一年，已有不少华裔金融人才返回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发展，其中不乏非常优秀的金融奇才。原因除了持续的美国经济不景气，还与美国移民政策紧缩有关，而金融界的动荡以及工作转型难度，更让华裔金融人员信心受挫。

　　越来越多的华尔街华人纷纷希望回国找发展机会。一年前，希望“海归”的金融高级人才比例还很小;但金融危机爆发后，拥有海外金融工作经历准备海归的海外华人明显增多。

　　祖国在召唤

　　正当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遭遇衰退，海外华人进退维谷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根据该计划，围绕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中国将在未来5～10年引进海外千名高端人才，也称“千人计划”。 除“千人计划”之外，国家鼓励并支持各个层次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工作。为解决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后顾之忧，对于引进的科技创新人才，国家有关部门为其提供了一系列特定的生活待遇。

　　这个计划吸引了海外留学人员的广泛关注。海外学人特别是一些已经被公司解雇的，更是将去留问题提上了日程来考虑：留下可能会更艰苦，然而，回国又能否有更好的机会?

　　目前，中国正积极重金招聘华裔金融专家。中国的中投公司、工商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也频频向华尔街的华人精英招手，并采取视频面试的方式向海外招揽华人金融专才，提供的年薪、职位和发展空间都令人心动。上海金融团在纽约的招聘会就有1000多人参加，而有数年华尔街工作经验的人，更可以竞争到中高级职位。次贷危机为金融界华人回国就业创造了契机，也促进了华人金融高管的归国潮。

　　在雷曼兄弟工作10余年的黄先生也失去了工作，他最近参加了几个国内大型投行在纽约的大型派对，参加者都是华尔街各路华人精英。说是派对，其实最主要的是要挖人。参加者都是来自大摩、高盛、瑞银或是美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华人。

　　黄先生强调，本次金融危机主要受灾领域是债券和衍生品，这一领域最强的华尔街受损最严重，失业的金融人士最多，而由于中国人的数学天分最好，大量在华尔街就业的华人负责的正是债券和衍生品业务，使纽约成为“重灾区”。而且他们大多人到中年，这个时候让他们改行，肯定没法接受。在华尔街的工作职位愈来愈难求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回国寻找机会。

　　在黄先生看来，现在中国的吸引力显而易见：首先，国内拥有大量资本盈余，中国资本市场正处在发展壮大期，急需相关人才特别是中高级的金融人才来管理;第二便是稳健的经济增长，今年尽管可能降至8%左右，但相比仍是相当强劲的水平;第三，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当前的发展方向仍是鼓励民营经济和减少不必要的监管，发展空间也比华尔街大，前景将更加乐观，而薪酬待遇已并非找工作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黄先生主要对国内的投行和基金管理业务比较感兴趣，他认为这方面国内的发展潜力仍很大。

　　另一位艺术管理博士冯先生也表示，现在的他更倾向于回国发展。因为大家觉得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差别已经不是很大。他认为他所学的这个专业回国后会有发展前景。现在美国的产业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从政策和各机构布局、结构都很完善;而中国虽然还处于雏形期，但会发展很快。如果在美国工作，做下去可能会很安心，因为专业和美国的环境非常切合。但另一方面，他也担心个人发挥的程度不会很大，必须按照规程一步一步做下去。毕竟文化差异很大，这不仅仅是一个学习语言的问题，而是需要长期积累的问题，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来融入他们的文化，克服很多的障碍。

　　“海带”之忧

　　不过，海外学人对回归也并不是没有顾虑的。

　　在国内有项目合作经常往返中美的华女士就指出，今日中国的海归就业市场已不是十年前了。那时候由于外企优厚的待遇，成为人们择业的首选单位，可是外企的主要管理者们大部分都是老外，因此对英文口语、听力和书写的要求比较高。而由于国内英文教育的不实用，即使是名牌大学的高才生，托福考600分的，在面试的时候也会因为听不懂和不能完全表达自己而失去这样的工作机会。相反那些在国外读过书的人在这方面就有了绝对的优势。加之老外对自己国家学历的骄傲，误以为国外毕业的一定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所以给了当初“海归”们一些优惠职位和较高的待遇。而中国为了和外企竞争人才，也纷纷抬高价格招贤募士。这样就把“海归”市场炒得轰轰烈烈。

　　然而，经过这几年的雇用和淘汰，中国用人单位和企业慢慢发现了对“海归人才”在使用和信任上的失误，“海归人才”在国内的生存压力已经到了白热化地步，想找到薪水高的工作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愿意给一个月几万块的工资。

　　首先，就外国公司来说，他们发现他们主要面对的客户大量的还是中国人，对他们来说，他们要想开发中国市场必须要遵照中国的市场规矩，这些在国外的教科书里是没有的。而这些“海归”由于长期在国外生活和学习，已经不适应国内人际交流的环境。他们甚至不懂得如何和国内厂商应酬，不懂得如何和政府职能部门打交道，不懂得利用社交场合来推动公司的销售。“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个翻译而已。可是如果就翻译而言他们的语言能力还比不上老板的秘书。”华女士这样认为。

　　其次，由于这些人自认为有国外的文凭，以为自己能力不差，因此当初开价也很高。而老外又过分信任了他们的文凭和“能力”。所以到实际用人的时候，苦不堪言。发现投入和产出比例倒挂。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这些人不仅不能为企业带来利润，而且开销巨大。“再加上现在新‘海归’的质量也明显不如从前。有的人拿着国外学习4～5年的文凭，在面试的时候，一句时态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还不如现在国内的大学毕业生。让企业如何敢用?”华女士说，目前大量的海外学子由于在国外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而涌回国内，造成供大于求的人才市场状况。因此出现了“海带”现象。

　　一位三个月前从华尔街回国的海归就表示，要是混日子，还是在美国好混。理由是，他感觉国企的团队合作很差，对有不错工作经历的“海归”既尊重也排斥。部门领导和同事对“海归”还是有很多敌意，有时候连基本的工作介绍都有意遮掩很多。适应过程很痛苦。“所谓适应就是不断降低预期：国企把海归当作一个顾问和技术工，海归们最好也别拿自己当回事，别以为回国就能做出什么事情。”这是他回国三个月的切身体会。

　　这样的情境也是许多海归所熟悉的：成功转型大约需要至少一年时间，而且需要经过三个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的阶段，即：先要进入，再要被企业接受，最后才能为企业带来变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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