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8-04 387阅读
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旅行早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也曾有时常商务出差的朋友告诉我,他上个星期刚从自己经过的第109个国家回来。但是鲜有人知,在国与国的边界,滞留着一小群无措的人。去年10月,我与朋友相约旅行,跳出常规生活,探索这世间种种。飞机降落在新德里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将要迎接的会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程。未曾想到,一路风尘之后,我同伴留在印度跟随上师修习瑜伽课程,而我则在再次回到新加坡之时,收获了此行最难忘的经历—遣返回国。
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我拿到奖学金来到新加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入学时,学校会寄来一封IPA letter作为临时学生签证,凭着这一张A4纸入境,之后就可以到移民局换正式的小绿卡学生签证。在之后的几年里,拿着小绿卡在入关的时候扫描一下指纹,国门轻轻打开,畅通无阻。(获得更多新加坡留学咨询点击进入>>>>澳际免费咨询顾问)
但这一次,我进不去了。
被拒之门外
被挡在门外,心怀忐忑去找移民与关卡局的签证官,被领到一间无人的小屋,一个还挺帅的签证官说:“你在这里等一下哦。”过了大概五分多钟,帅哥回来了,说:“你的签证在10月8日的时候被取消了,我们要把你送回你来的国家去。”
取消了?为什么?回印度?不可以啊!我要回新加坡!还有朋友在机场等着接我!
“我是这里的学生,为什么会被取消签证?我的印度签证也要到期了,我不可以回去的!”
我给他们看我的护照还有学生证。签证官说:“你有什么资料可以证明你现在仍然是这里的学生么?”
学生证上没有写有效期。如果我是被学校开除的话,也没有办法用一张旧到照片都模糊的学生证证明我现在的身份……可是除了学生证,我还有什么呢?谁又能料到现在这种情况提前一天开具一张学生身份证明呢?清晨5点多,我也没办法给学校打个电话,让人打印一份送来吧……而且,我竟然还把手机放在托运的行李包上,想找人帮忙都没办法。
无论如何,不能回印度。百般央求,签证官进进出出请示好几趟,终于说:“我们不能让你入境,不过你可以买张机票回中国。”于是,立刻安排一个面善的auntie给我买机票。这儿还有个奇怪的规定,我从哪个机场终站进来,就要从哪个机场终站出去。于是,我只有坐即便出去开会都没舍得坐的新加坡航空!而且只有广州、深圳、上海、北京、成都几个地方可以接收中国遣返公民,无论飞到哪里,价格都是高得离谱。我听见auntie对着电话说:“这是个学生哎,帮我看看哪里便宜一点?”可是查下来无论去哪里,都至少要1200新币,足够我重新玩转印度了。没有办法,欲哭无泪。纠结之下,我选择了有好朋友可以接应的上海。
想起那个估计已经在机场等了我一个多小时的朋友,我说:“有人在机场接我,我能不能去我的托运行李那里,把我的手机拿出来给他打个电话?”签证官说:“这里本来就不许打电话。”为什么电话都不许打?通知一声不要让不相干的人等也不可以?又是百般央求。签证官又是进进出出好几趟,找了一个面相严肃气场强大佩着一根电警棍一看就能结结实实揍我一顿的女警官带我去拿手机,强调:只能拿手机。
拿到手机发现已经报警快没电了,心存畏惧小心翼翼跟气场女警官商量了一下,把充电器也带上了。回到小屋子充电,签证官立刻面露不悦:“跟你说了只能拿手机,你还充电!我已经在帮你了!你只能打一通电话!”说着出去了。电话那一头朋友说:“你把你的护照信息发给我,我给你申请一个Social Visit,一天就好的。”电话还打着,帅哥签证官就进来了:“还没打完?人都等着了。”
我说:“如果我能申请到Social Visit签证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入境了?我知道申请起来很快的。”签证官说:“你可以试试看。”可是,即便我的签证能在一天之内办下来,我也不能知道了,因为在接下来被遣送回国之前的十多个小时内,我将不再有机会见到我的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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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带到“禁闭室”
订机票的事情,就这样交给了面善的Auntie,我只等着一个月的生活费从银行户头里消失。
气场女警官带着我和两个同样无法入境的殊途同归的伙伴,经过一道从前从来不会注意到的狭长过道,来到一间我后来称之为“禁闭室”的地方。踏不上新加坡的国土,远离自己的祖国,在这个国境之间的罅隙地带,我们的东西被锁在小柜子里。铅笔之类尖利的东西不能用,手机电脑之类通讯设备不能用。新进来的每个人好像进监牢一样,排队到小仓库去领自己的枕头被子,挺干净。
“禁闭室”是一个大概60平米的地方,每一侧有一个关着灯没有窗的小屋子,一侧住男人,一侧住女人,每个里面放着大概七张上下床。床上的塑料布没有拆下来,铺上单层的白床单躺下去,耳边就会哗哗地响。大房间中间是员工工作室,同样没有窗户但是亮着灯,隔开男女各自的饭厅兼休息室,休息室墙上挂着放映无趣新加坡影片的电视。很好的是,这里管茶管饭,还是新加坡经典的海南鸡饭,虽然味道做得不像小贩中心里那么好,倒也还算凑合了。佐餐给的那个苹果则让我感激不已,宝贝到不舍得吃,一直留到下午3点钟当成下午茶。
在这里,我遇到了一群“狱友”
有一家来自台湾的游客,在这里已经是第二天,老妈妈已经60多岁了,絮絮说着他们的遭遇:台湾来新加坡原本不需要签证,去年的这个时候她就来过。但是这一次入境的时候就突然说不可以,“不行,犯了法”,一家6口人包括她的女儿女婿一起全都被扣在这里。她说自己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像这样难过,60多岁的人了,一向奉公守法的。一边说一边哭,我也不知如何安慰。老妈妈一家订了之后第三天离开新加坡的机票,因为重新买机票太贵,就在这里呆了下去。但是心中不畅快,这20多个小时老妈妈就从来没睡着过。
有两个来自广州的小妹,与我年纪相仿,托人担保办了旅游签证过来,但是帮忙办签证的是他们朋友的朋友。到新加坡的时候机场工作人员说要担保人过来接。因为之前没有和朋友确认好,他们朋友的电话没有打通,打给那个朋友的朋友的时候那个人说:“我不认识他们。”于是就悲剧了,前一天上午被带到这个地方来,也没有办法再同其他人联系,等着办机票回国。在家乡帮人剥核桃一个小时也就够几块钱人民币,攒了好久才攒下来的钱,本想好好旅行一番,现在计划全毁了。
有一个越南的小妹,英文不会说,中文会那么一两句,跟我说她肚子好痛,痛得很厉害。于是我说我去帮她问问有没有办法叫个医生来,她却说不用了,很怕麻烦的样子。我觉得不妥还是去找了坐在监控室里的姐姐,姐姐因为我之前也为那两个不会说英文的广州小妹当翻译,找她问东问西嫌我麻烦:“你怎么老是跑来跑去?回去睡觉!”我看着她,很无奈地说那个不会说英文的越南小妹肚子疼。我认为自己给一个痛苦的人帮忙没做错什么,就一直看着姐姐,直到她眼神软化下去,化作同情。几番对白之后,我拿到了止疼片,用自己讨来的宝贵的第二个杯子,倒茶给小妹喝了。之后偶尔再去找姐姐帮忙的时候,姐姐也不再说我麻烦。
归程
下午大概4点的时候,有人来通知我机票定好了,要550新币。我知道是那个面善的auntie给我讨来的特价票。5点多钟的时候,我得以拿到我的随身行李跟着一个健谈的一路不断宽慰我的马来族大哥一路离开禁闭室上了飞机,我的护照被交给机上乘务员,交待只有我到达上海下飞机的时候才可以拿到。到了飞机上我才获准可以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和家人报告我的状况。我的新加坡律师朋友说:“你没看过电视么?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个电话要打给你的律师!”当初觉得印度不安全反对我去的朋友说:“你看你现在想见我却见不到了吧?知道你平安就好,回国之后赶紧想办法回来!”我上海的朋友说:“没问题,晚上来我这里住。”
后续
回到中国之后,我知道了我的学生签证被取消的原因。因为之前想自由一点,方便在世界各地找工作也打打零工,我向学校申请转成部分时间,这种情况下学生准证是会被取消的。学校注册处曾发过一封电邮通知我转换身份,其中有一条提到准证会取消,但我的邮箱里有太多从学校各个单位发出来的邮件,大多数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结果我疏漏了这封电邮。出境的时候自己也没有留意到准证会失效。最后,我还是通过学校帮助重新申请了学生准证,回到了新加坡。事后学校老师告诉我,当初转part-time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可以向学校申请不带薪的假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是十分幸运的。我知道那些萍水相逢的“狱友”们,在那“禁闭室”呆了远比我长许多的时间;我损失的可能只是一小部分的奖学金,而对于他们,这可能就是半年的积蓄。
遣返过程中,我很感怀遇到的人的同情与善良。移民局官员和机场职员的态度是不错的,都在尝试帮忙。帮我买飞机票的阿姨、带我出机场的马来族大哥、在看守所给我们解释政策变动的叔叔,都很和善。制度是冷的,它在你不明所以的时候不许你多打一个电话,限制你的活动空间。但无论在哪个国度,是澳际让生命有了暖热的温度。而自由,则在被禁制的那一刹那放射出比钻石更为璀璨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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