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重视申请者的创新意识

海伦·文德勒，曾是哈佛招生委员会中的一员，为我们写下了这篇文章。她提醒我们重视申请者的创新意识，因为他们对于哈佛的课堂是宝贵的，对于未来几十年社区的文化生活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希望这篇文章对你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就像我们对招生委员会一样。

哈佛大学重视富有创新力和善于思考的申请者

任何一位看过申请者资料的人就能够知道我们潜在本科生的才能以及他们曾经克服过的难题。任何一位教过哈佛本科生的老师，就像我在哈佛已经当了30年的老师，就了解与他们打交道的愉悦之感。我们每一个人热烈的欢迎不同类型的本科学生：我曾碰到过顶尖的鹰级童子军；一个小提琴家现在是一个年轻的专业四重奏的成员；一个学生曾独自背着包穿越了火地岛，还有其他令人难忘的作家、医学预科生、戏剧爱好者、在去好莱坞路上的讽刺者等等。他们来自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甚至是国外。

我们听到各方谈到“领导力”“服务意识”“对科学的热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令人称赞的品质如何改变世界的。其中最受媒体关注的领域(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偶尔还会有历史)比人文方面吸引着公众更多的眼球—虽然可能人文方面，如诗歌、哲学、外语、戏剧，从长期来看更有影响力。奥登在见证了西班牙内战后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诗无济于事”。诗确实无济于事，尤其是当所需的“东西”是敌对状态的结束、政府的政变，一条空运补给线或选举的胜利。但是这些“东西”仅仅是一种构想。希腊史诗和悲剧角色当中产生的文化共鸣—阿基里斯、俄狄浦斯、安提戈涅—他们体现出来的危机和意识—在孕育他们的文化消失了之后仍然影响深远。甘地的思想影响深远已经远远超出他自己的国家，超越他所在的年代。音乐也无济于事，在报到重大事件的世界里(即媒体世界)；但贝多芬革命意识却一直存在，并没有被动摇。如果没有艾米丽迪金森，写的“看到新英格兰，”我们所知道的新英格兰可能很有限。如今有很多书籍仍收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第二任就职演说-甚至是在当时促使演讲发生的各种事件已经消失在过去的很久之后。如果没有唱响荷马史诗就没有人会记得特洛伊之战，又或者如果毕加索没有画下格尔尼卡。如果少了阿兰?洛克-哈佛的第一个罗兹奖学金获得者的刺激，哈莱姆特文艺复兴可能不会发生。如果没有的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现代哲学的思想将不复存在，又或者我们的女权主义的思想也不会存在如果没有伍尔夫属于自己房间的呼吁。

我们渴望庇护下一个荷马，下一个康德，或下一个迪金森。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期待这样的一个学生与我们一起共度他或她的大学时光。爱默生、华莱士·史蒂文斯、罗伯特·弗罗斯特、弗兰克·奥哈拉和约翰·阿什贝利、费尔菲尔德·波特和阿德里安娜·里奇都是在哈佛完成了自己的大学。如果在迪金森的年代，大学能够招收女学生，那么她也会有可能会很乐意来哈佛就读。她和伍尔夫能成为作家，因为她们的父亲拥有庞大的私人图书馆；女人要是没有这样的资源，可能就没有机会成为她们想成为的人。重要的是要记得，文化的创造者在公众的记忆力存在的时间会远比国会成员，代表和议员要长；；他们对所在时代思想的影响，通常来说，要比当选的官员要更大。他们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声誉。在我们对于意大利的概念中，米开朗基罗比美第奇家族的教皇更深刻，并且，就像一个法国诗人所说的:“艺术比把它出生的城市更长寿。”

在不久的将来，美国会被世人所景仰吗？我们会感谢我们的股票市场和投资者吗？我们会感谢战争和它们带来的后果吗？我们会感激自然资源的消耗吗？我们会感激我们在矫正犯罪上的失败吗？当然不是。未来的文化发展肯定会感谢我们在科学上的众多发现和的许多其他方面(例如)人文规律上的进步。我们为已经投入到世界到各个角落，成为自然世界的调查人员，或作为法官，或处在边缘的部长感到自豪。但是科学，法律，甚至道德是不断发展的领域，它们会不断超越自己。在未来人们的眼中，我们的药会显得很原始，法律很落后，甚至就连我们的道德信念都会显得很狭窄。

“我尝试每一件事情，它们是不朽的和自由的”，我们的研究生约翰阿什伯利写道。他决定把自己的精力花在在不朽的和自由的东西、艺术和思想上，后来他成为了一位著名的诗人。不论是在过去或现在，大多数的艺术没有持久的耐力，但是我们的许多毕业生，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些，产生了一定程度永久的艺术。哈佛大学的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录取了大量未来的医生、科学家、律师和商人(甚至未来的慈善家):我们已经这么做了。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吸引尽可能多的未来的爱默生和迪金森。我们如何辨别出他们呢？在面试的时候，我们应该问些什么呢？我们如何让他们来哈佛就读？

事实是，许多未来的诗人、小说家和编剧不大可能成为全优生，不论是在高中或者是大学。他们从自身发掘的艺术的创造力、独创性和强度会超越他们的学术表现；他们重视内省高于外在，见解高于死记硬背。然而，这类不同寻常的学生，从长远来看，会成为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毕业生。我们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这些内向的思考者以及未来的领导者吗？我们会乐于见到学生只在他自己擅长的领域--在一个他能超越所有他的同龄人里表现优异吗？我们会热烈欢迎在高中就已经对于公共服务或者运动完全不感兴趣—但是可能成为下一个华莱士?史蒂文斯的学生吗？我们能够在艺术界宣传卓越；在研究领域宣传理论的吸收，宣传不爱交际；甚至是对金钱嗤之以鼻的信条么？(维特根斯坦，非常富有，他认为金钱让他分心所以捐出了所有的钱，艾米丽迪金森，也很富裕，却不怎么花钱，在我看来只是偶尔在衣服、纸和墨水上花了些钱)。假设是节俭的生活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和写作，那么节俭会像财富一样让我们的大学生向往吗？我们可以去宣扬职业的信条来代替竞争力和世俗的成就的法则吗？

于哈佛而言，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身为哈佛人，我们仍要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过于关注那些在天分，品行和兴趣选取方面与我们相似的学生？我们是否提醒过我们自己，在与学生谈论艺术和创作兴趣交谈之前，什么样的问题能够问出他就是下一个T.S.艾略特？(我们问过，“你最喜爱的诗人是谁？”艾略特会是个非常有趣的答案。)我们有没有问过那些英语学得很好的学生，他们最喜欢英语语言或外语学习中的哪个部分？或者他们读过的最打动他们的书是哪些？我们是否问过那些获得艺术奖项的学生有没有去过博物馆？我们是否问过学生他们感觉最自由的媒介是什么？我们是否问过学生他们家庭里是否有艺术家，诸如作家、作曲家或雕刻家？我们是否问过一个内向的学生他脑子想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或者她想要讨论些什么话题(例如她高中的公正和不公正的事情)？当一个学生的成绩单上显示化学和数学两门课程的成绩为C，也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在高中时参加过集体活动，我们会相信推荐信上说“这个学生是我教过的最有天分的作家么”？我们会录取这样一个学生吗(这可能会牵连我们录取别的可能会我们最优秀的毕业生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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