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留学生眼中的约翰·纳什

2015-05-26 作者: 286阅读

  著名数学家约翰·纳什和妻子艾丽西亚上周六(2015年5月23日)在美国新泽西州因车祸离世。消息传出后,数学界、经济学界甚至很多普通人都为这位悲情天才的离去震惊和叹息。

 
著名数学家约翰·纳什和妻子艾丽西亚

  也许很多人知道约翰·纳什是从《美丽心灵》的传记小说,或者是从获得四项奥斯卡奖的同名电影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澳际留学小编从网络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让我们从一个中国留学生的眼中来了解一下约翰·纳什吧。

  本文选自《自由的老虎》一书,有删节,作者沈诞琦,上海人,从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毕业,后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管理(国际发展方向)在读硕士。留学咨询

  我必须写写我所认识的约翰·纳什,可我难以下笔。一个开头就是一个定义、一个基调,而约翰·纳什恰恰是难以定义的。在普林斯顿的四年我有多次机缘认识他,“认识”,却不“了解”,每一次认识总是推翻前次刚形成的定见。事到如今,这些复杂的事实和感触,层层重叠在一起,我只能指着他叹息:“看啊,这人……”所有的赞美、怜悯、嘲讽,看啊。

 

  大一学期末的某天偶尔在路上走,迎面走过来两个老人,男的高大而干枯,女的矮胖而臃肿,他们穿着正装,大约要参加什么仪式。我认出了男人是纳什,很兴奋地推推边上同行的朋友。他说,“早看到啦。”我又问边上的女人是谁,“还有谁?当然是他老婆。”我心里又吃了一惊,这形象与詹妮弗·康纳利饰演的美丽妻子实在相差太大。朋友看我怔怔的,便半是劝慰半是嘲讽,“年轻的时候大约挺漂亮的,现在老了嘛。说起来,《美丽心灵》里讲得他们如何神仙眷侣,其实他疯了不久后她就要求离婚,这么多年他们住在一幢房子里,只是同住人的关系,直到2001年拍了电影,他们才又复婚。”两位老人从我们身边走过,步履蹒跚,一声不吭,他们之间是那么疏离,既像是陌生人的疏离,又像是熟识无睹太多年的疏离。《美丽心灵》在我心中营造的那个关于爱的奇迹的泡沫就这么被戳破了,我只是看到一个寻常老人的卑琐晚境。

 

  有一次,我在截然不同的语境中听教授说起纳什。那是一节异常心理学讲座,“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个有趣的精神分裂症病例,病例的主人公是著名的纳什教授。”心理学教授搬出一座庞大的老式录像带播放器,在投影仪上给我们放了一段访谈,我还清楚地记得访谈中旁白的第一句话:“约翰·纳什曾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可他坚称他的疾病是全靠意志力治愈的。”

  约翰·纳什曾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周围的亲友开始注意到,纳什渐渐不疯了。他的眼神变清澈了,他的行为有了逻辑。“那么,不靠治疗,你是如何康复的呢?”访谈人问他。“只要我想。有一天,我开始想变得理性起来。”从那天起,他和他幻听到的声音开始辩论,驳倒那些声音,“以理性分辨非理性,以常识分辨错觉。”

  访谈的录像带放完了,异常心理学的教授说:“纳什不借助药物治疗而康复的案例引起了许多精神病学家的兴趣。他们研究他的生活起居和周边环境,希望他的病例有推广价值。不过在我看来,真正治好纳什的也许不是他过人的智力和意志力,而是荣誉。七八十年代,博弈论在经济学上飞速发展,纳什声名渐隆。1994年他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一夜间开朗了许多,简直变了一个人。领奖后他在街上散步,常常有陌生人向他致敬,‘纳什教授,祝贺你。’”

  心理学教授的这番评论并非无稽之谈。纳什发疯之时,自恃甚高的他正苦苦追求数学界最高的菲尔兹奖而不得。倘若他能及时得到菲尔兹奖,也许就不会在失落和压力下发狂了。更进一步讲:荣誉降低了社会标准的尺度,在荣誉的光环下什么都变美了、变正义了。狂乱的行为在正常人身上被贬斥为“发疯”,在诺贝尔奖得主身上便被赞美成“特立独行”。那么,有没有可能纳什教授的疯癫并没有被治愈,倒是普罗大众治愈了他们审定疯癫的标准呢?

 

  讲讲我所经历的一则纳什和普罗大众间的故事,讲讲学术声誉在这座慢条斯理的大学城里扮演着什么角色。大二春天我阴差阳错地当选了普林斯顿数学俱乐部的主席,从此和一帮超级古怪的数学天才成了朋友。这个俱乐部除了定期请教授讲话、周末玩玩需要耗费过多智力的桌面游戏,一年也就搞三次大活动:夏天派队去参加国际大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秋天组织面向高中生的普林斯顿数学竞赛、春天组织数学教授和本科学生同乐的正式聚餐。我新官上任没几天,就要搞正式聚餐,怕来的人少场面不好看,就向前任主席请教。他说:“请教授是很容易的,你电子邮件群发所有数学教授,便完事了。至于请学生,你就在海报上写,‘想见见约翰·纳什的真身吗?来参加数学俱乐部的聚餐吧!’保准无数人跑过来看热闹。”我照办了,果然很快就有许多同学报名,也有不少教授表示会参加,只是从未收到约翰·纳什的回复。

  聚餐那天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末,我们包下了数学楼最高层的大厅,放上十几个圆桌。赴宴的学生还一个未到,我们正在摆放器皿和食物,就看到电梯门一开,出来三个人,正是约翰·纳什还有他的妻儿。我慌慌张张地去迎接他,“纳什教授,你来大家会很高兴的,聚餐还没正式开始,你不如先坐这桌。”

  “你是发邮件的沈小姐?”他这么问道。

  “是,是我发的邮件,我叫Lily。”我这么答道。

  “沈小姐,你好。”他仿佛没听见我的答话,“约翰·康威会来吗?我听说他会来。”

  “康威教授的确回复说会来,他还说他要为聚餐致辞呢。”

  聚餐不久就开始了,康威教授没有到,我打电话去他家,他妻子说,“太不好意思了,他彻底把这事忘了。”于是康威教授不会来了,更别指望他致辞。那些回复说一定会来的教授,也有一大半没有出席。“沈小姐,约翰·康威会来吗?聚餐已经开始半小时了。”纳什教授又问我。我说,不会了,他忘记了这事。“是吗。”纳什有些失落,于是我也有些失落,不过同学们倒都不怎么在乎,个个欢欣万分,“不是有纳什在嘛!”大家的眼睛都向着纳什坐的那桌张望,有不少人在去拿吃食时故意走远路,从纳什身边经过,腼腆地打个招呼:“纳什教授好。”高年级的学生向一年级新生介绍,“那是纳什,那是他老婆,那是他儿子。”炫耀着自己见多识广。只是没有一个人,敢在纳什一家坐的一桌坐下来。相比之下,其他教授身边围着学生和同事,大家言笑晏晏。我动员我认识的朋友,“你们情愿这么多人挤在这桌,去纳什那桌不是更好么?想想看,以后可以跟人吹,我和纳什吃过饭……”朋友们有些跃跃欲试,却都开玩笑似地互相抬杠,你推我我推你,谁都没有换位子。这么拖拉了几次,聚餐快结束了,纳什那桌仍然只坐着他和他的家人,剩下七个位子孤零零地空着。他的儿子趴在桌子上,机械地捶着自己的脑袋,他的妻子一言不发地板着脸,叉着手端坐在那里,而纳什默默地极缓慢地吃着一片肉。我看着这番孤独凄凉的景象,自责却无计可施。

  正在这时候,一个大一的女孩子走到纳什面前,结结巴巴地说:“纳什教授,我能和你合影吗?我真的——我觉得——你真伟大!”纳什愣了愣,点点头。她站在约翰·纳什身后,甜甜地合了影,然后拿着相机,奔向自己的朋友,又是笑呀又是嚷呀,像是刚做了件顶了不起的事情。大家受了感召,纷纷站起来,走向约翰·纳什,自觉排起了队,有的手里拿着相机,“教授,能和您合影吗?”有的手上什么都没有,那是真正对数学有激情的孩子,想听纳什讲讲博弈论和纳什嵌入定理。突然,和我同桌的大四数学系毕业生也站了起来,他平日里总一副愤世嫉俗、倨傲不羁的姿态,这时他手里竟然也有个照相机,他自嘲似地为自己辩解,“我在数学系混了四年,天天被恶心证明题虐,到头来连张纳什合影都没有,说出去不要笑死人了?”

  纳什教授已经从疯癫康复了;或者说,自诺贝尔奖和《美丽心灵》后,不再有人觉得他的不正常是件非纠正不可的事情。而他还是孤独的,学生们不敢和他讲话,更别提和他一桌吃饭。但是,那个晚春时间为纳什排起的长长队伍,还有诸多类似于这样的温暖的轶事,大概就足够支撑着他保持淡泊平和,度过自己的晚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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