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生的学术英语水平良莠不齐。中国学生相比英文文献喜欢读中文文献，由于某些原始资料出自中国，这无可厚非，也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并没有学会怎样以适当的英文词汇和语言讨论这些材料”，“不知道怎样写合乎英语语法规则的作文”，甚至“希望在课堂上和写作中使用中文”——教授表示这完全无法接受。在她的助教主持的讨论课上，这尤其成问题，因为助教不总是会说或能听懂中文的学生，而讨论课是由来自很多不同语言背景的学生组成的。她尖锐地指出：“这些课不是专门给中国学生开的。”

中国学生不懂什么叫批判性阅读和“分析”。面对两三份来自不同视角或立场的有关同一个事件或主题的材料，中国学生在分析时往往是：选择一种跟他们的理解更相投，让他们看起来更舒服的解读。

这不仅反映了人文学科思维方式和技能上的短板，还体现出某种“国家主义倾向”——“有时中国学生相信他们应该选择一种对中国最有利的解读，然后忽略材料的其他部分。”

正是中国学生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培养出的应试能力，使得他们希望回避博雅教育所要求的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使得他们去选择自以为对授课内容已经有所了解、有一定基础的课程，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些课程上，凭借自己的“应试”策略，更容易取得好成绩。

于是他们将自己从小到大所记忆的能够应对中国历史考试的内容，搬用到美国的中国历史课上，以为这就够了。但这些为学生往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基础的课程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确认中国学生以为他们所掌握的、从以前受到的教育中得到的对中国的既定看法。

中国学生想要“正确的”答案，他们太害怕失败，这就意味着——适得其反，他们在人文学科的课堂上很难取得成功。人文学科的课程要求阐释的能力，而中国学生并不相信他们自己的阐释能力，而试着去敲定一个标准答案，因此他们“仅仅是把我说过的话重复给我”，相信那大概就是“正确的”，就是“我想要听到的话”。“优秀的标准不是客观的对与错，真和假，而是分析性的，而且更加主观。中国学生不太容易理解这一点”，而更严重的情况，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抄袭”，尽管这在学生手册、教学大纲与课堂上被反复重申，仍然时有发生，而且中国学生比其他地方的学生更容易犯这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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