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哥大帮”，乃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位，相当一部分受到杜威影响的中国留美学人。据统计，现代中国265位教育家中142位是“海归”，其中有34位出自哥大，包括胡适、蒋梦麟、马寅初、张彭春、张伯苓、郭秉文、陶行知、任鸿隽、杨振声、朱经农、查良钊、杨荫榆、杨亮功、廖世承、陈鹤琴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学习理工农科，或者先学农科、后来转入人文(比如胡适与蒋梦麟)，因此有很强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胡适曾经总结过西学的三大优点：一是归纳的理论，二是历史的眼光，三是进化的观念。因此，“哥大帮”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以崇拜科学为核心的理性主义者。

近代西方的启蒙思想，主要分两大支，一支是理性主义，另一支是浪漫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都对“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构成了张灏教授所说的“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理性主义主要是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哥大帮”就是其中之一。浪漫主义主要是留学德法的知识分子，比如张君劢、李璜等等。然而，主要出身于哈佛的学衡派正是对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者这两种启蒙思潮的反弹，他们的立场是受到了白璧德影响的古典人文主义。

考察“哈佛帮”，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大多不是出生和生长于沿海地区，也没有在条约口岸城市中读过书：梅光迪是宣城人，在安徽高等学堂求学;吴宓在陕西宏道书院读书，虽然在圣约翰大学读过书，但受到同学的轻蔑;汤用彤和梁实秋少年时代都在北京长大读书，胡先骕在至南昌洪都中学堂读书。“哈佛帮”中的汤用彤、梅光迪、吴宓、梁实秋、张歆海等都出身士大夫家庭，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读书，具有古典主义的情怀，吴宓、汤用彤在清华期间就组织了天人学会。“哈佛帮”中比较另类的是林语堂，因为他出身于福建漳州的基督教家庭，又在圣约翰大学毕业，故与白璧德不合，后来对“哈佛帮”多有嘲笑：“哈佛毕业的，此辈人以为非哈佛毕业者不是人，非哈佛图书馆之书不是书。”

“哈佛帮”以哈佛的新人文主义学派白璧德教授为宗师。白璧德将近代启蒙思想视为科学的人道主义(培根为代表)与泛情的人道主义(卢梭为代表)。西方自18世纪之后，就走上了背叛自己古典传统的道路，二者相互结合。这两种思潮带来了功利主义、物质主义、滥情主义和人的狂妄自大。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则是古老的轴心文明在近代的发扬光大，他对古希腊哲学、儒家文明和佛教怀有崇高的敬意，认为可以医治现代社会的弊端和现代人的心理疾病。白璧德在课堂上问中国的学生：“为何我的课你们一听就懂?”梅光迪回答：“因为这些思想二千年前中国就有了。”

当梅光迪等还在哈佛拜白璧德为师的时候，胡适等“哥大帮”已经在国内展开了思想启蒙和白话文运动，抢得了思想市场的先机。梅光迪、吴宓等决意回国，与胡适等人决战。于是，二十年代的思想界，呈现理性主义(机械主义和实验主义为主流)、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白璧德式的古典人文主义与近代人道主义有区别)的三大阵营。这三种主义对世界与人的理解有重大的差异：理性主义将世界视为物理学的机械世界，而人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是征服世界的主体。浪漫主义将世界视为一个有机体，而人是有情感和意志、有能动创造性的主体。学衡派所秉持的古典人文主义更愿意将世界理解为一个有着自然法则的世界，人与世界是和谐的，人要遵循自然法则，自然法与人的内心法则是一致的。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需要平衡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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