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舆论要求大学——特别是“985高校”——应当向偏才怪才敞开大门的呼声越来越高。“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才，主要指的是偏才和怪才。经常被人津津乐道的例子的是，上个世纪初叶，罗家伦数学得0分，被北京大学录取;吴晗数学得0分，季羡林数学得4分，钱钟书数学得15分，被清华[大学录取;臧克家数学得0分，被山东大学录取，等等。现在大学通过统一高考录取的都是全才，难见偏才怪才，所以中国总是涌现不出杰出创新人才。这个观点由于钱学森先生临终前的拷问而更加流行。

　　关于偏才怪才，我一直心存疑虑。2011年1月23日，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曾以新闻通稿的形式明确表示了“北大不鼓励招收偏才怪才”的立场，在社会上引起巨大争议。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多。当时的新闻通稿阐述了“为什么北大不鼓励招收偏才怪才”的四点理由：

　　首先，中学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它不是大学教育的预科班，不是为了上大学而开设的培训班。教育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然如此，偏才、怪才就不是中学教育的目标，而只能是一个不可预知的结果，有则喜，无亦可。

　　其次，偏才、怪才的标准很难给予准确界定。到底哪些领域算是偏、算是怪?什么程度算是偏、算是怪?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是不同领域的专家，也很难给出明确的标准。

　　第三，大学的选拔标准带有“指挥棒”性质。如果大学把偏才、怪才作为选拔录取的标准，那就一定会出现一大批根据这个标准制造出来的偏才、怪才，出现一大批制造偏才、怪才的培训机构。你需要什么条件就给你出具什么条件。但实际上，这样的偏才、怪才绝不是大学希望的拔尖创新人才。历史上已经多次出现过类似的教训，它对基础教育的不利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第四，随着时代的发展，不能再用一个世纪以前的偏才、怪才标准去培养今天的学生。事实上，如果没有良好的学习能力和研究潜力，偏才、怪才即使能够进入大学，也很难完成正常的学习，更谈不上毕业后实现创新。相反，如果真正破除“唯分数论”的羁绊，学生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去主动学习，未来的偏才、怪才就可能不断脱颖而出。

　　今天，我依然坚持上述观点——这也许会招致更多的批评。遗憾的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当时并未就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也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误解。据说，相当多的人对此感到不满和失望，甚至认为北大已经丧失了她最宝贵的大学精神。现在看来，有必要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上做出说明，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一切当代史都是历史。任何一个问题和事件都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去抽象地讨论某一个范畴和概念，而只能是“同情地理解”。仔细分析上述几个关于偏才怪才的“典型案例”，不难发现，几乎所有这些大师表现出来的都是数学很差。要么是国文优异，要么是英文满分。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国文得0分。既然是偏才怪才，就不应当只瘸数学一条腿，这不合逻辑。至少也应当瘸国文这条腿。但好像很难找出一个数学满分但国文0分的案例。其实，稍有历史常识就会理解，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中国刚刚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尚不足二十年，国民普遍没有接受完整系统的基础教育，长期被封建士大夫视为“末技”的数学等学科远未普及。全国有多少人具备现代数学知识呢?又有多少人能把数学学得很好呢?也就是说，数学考0分在当时并不稀奇——也许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考0分——既算不得偏，也算不得怪。把数学考0分的人看成是偏才、怪才，只是当代人用当代视角去看待的结果。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英文考0分的闻一多。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大师的国学功底却极为深厚，那也是因为当时中国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尚不足二十年的缘故——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家来说，孩子们最开始接受的教育就是诵读儒家经典。也就是说，无论是智力还是非智力水平，他们都是当时中国人中最出类拔萃的一群人。吴晗、钱钟书等人能够被清华大学录取是因为他们达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标准——当时清华大学的入学标准并没有明确数学必须要考多少分以上。很可能的情况是，这些大师之所以数学或英文考0分，是因为他们此前基本或根本没有学过相关内容的缘故。

　　但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就不能再用同样的眼光和角度去看待同样的问题，否则就是刻舟求剑。今天的高中毕业生，已经在和平稳定甚至是安逸的环境中接受了完整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至少在数学和英文上达到了一定水平——相比一个世纪以前。换句话说，一个世纪以前的学生在大学入学考试中数学或英文考0分并不稀奇，但今天，一个经历了12年教育的学生在高考中数学或英文还考0分，那就真的是稀奇了。至少说明他(她)没有学习或不具备学习能力。真正让我们忧虑的，倒是现在学生的国学功底和一个世纪以前相比水平相差得太多了。

　　其实，才就是才，既无所谓偏，也无所谓怪。之所以有一个偏和怪的概念，是因为有一个不偏不怪正常的参照系的存在。参照系换了，结论自然就变了。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在一个正常人的社会里，疯子可能被认为是疯子;但在一个精神病医院里，一个正常人就可能被认为是疯子。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上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只有这个唯一的标准是参照系，那么，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就会被认为是偏和怪的。那么，为什么在偏和怪后面还要加个才呢?这是因为，社会上对人才的评价标准不会只有一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大家心里都有杆称，除了高考成绩这个标准之外，按其他标准来看，他(她)依然是个人才。

　　我曾就此问题请教过一些世界一流大学的招生同行。我很好奇他们对于偏才怪才的看法。令我沮丧的是，他们听不懂我的问题是什么——不是语言沟通的障碍。在他们的脑海里，只有符合不符合大学录取标准的问题，至于什么是偏，什么是怪，他们对此毫无概念。比如，我们可能会认为，林书豪的篮球打得很好，是世界一流水平，所以被哈佛大学录取，相当于哈佛大学的体育特长生。但哈佛大学绝不是因为林书豪篮球打得好就录取他，事实上，哈佛大学在录取过程中根本没考虑这一点。

　　对于大学招生来说，在全国统一高考录取模式下，因为只有高考分数一个参照系，所以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要么意味着他(她)不是优秀学生，要么意味着偏和怪——特别是在某一科目上瘸腿而在另一科目上表现突出的学生。对于那些虽然不符合高考分数的标准但我们心里的确认为他们是优秀学生的，我们就称之为偏才和怪才。现在，当我们不再以高考分数作为唯一评价指标的时候，面对一个包含高考分数在内的高校招生综合评价系统，你是不是人才一目了然，可能就不存在偏才和怪才的问题而只存在是否符合大学招生标准的问题了。你能够通过这个综合评价系统测试，是全才也好，偏才或者怪才也好，都不重要;你通不过这个综合评价系统测试，再偏再怪也不是人才。

　　对所谓的偏才怪才进行争论没有意义。真正的教育，应当是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进行有创造力的思考，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养成终身阅读和学习的习惯，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不断改变自己，也改变他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只要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学校培养出来的就是人才。至于学生的表现是偏还是怪，并不重要。我想，未来的北大招生，仿佛是建一所大房子，墙上开了很多道门，每一个门口都贴有标签，提出选拔要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其中的一道门，经过门槛的考核进入北大——而不是像现在只有唯一的一道门。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光明日报》2013年12月4日第16版，题目为《高校应该偏爱“偏才怪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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