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新近出炉的《2011年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揭示了海归的职场生存现状。虽然调查只是以全国7800余名各行各业的海归为样本，不能算多——截止2010年底，仅广州市的海归就超过2.9万人——但窥一斑亦可知全豹。报告说，顺利步入职场的海归们身居要职拿高薪的为数不多，起薪一般在3000元左右，71%的受访者月薪在3000元-10000元之间;月薪上万的人只有15%。

与此同时，有相当数量的“海待”(海外归来待业)出现。报告认为，这是“海归对于薪金的要求越来越趋于理性，不会漫天要价”。其实反过来也可以说，这是社会对海归的认识回归了理性。曾几何时，海归与人才之间几乎天然地划着等号。当然，改革开放之初，出国留学的门槛很高，谁要是能出去，那是令人艳羡不已的;加上国内国外各方面条件的差距都相当之大，肯回来的，可能跟央视龙年春晚导演哈文说的“德艺双馨”差不多吧。然而不知不觉间，外出的门户基本上大开了，一不小心，我国还跃升为世界最大留学生输出国，光广东每年出国的学生就有3-4万人，最大的门槛大约就掣肘在一个“钱”字上面。然而有钱的人家要出去，没钱的人家借钱也要出去，否则如今怎么会有家长期待海归孩子能很快进入大企业拿高薪以“收回成本”之说呢。耳闻目睹，有些家长估计自己孩子在国内考不上大学或考不上好大学的，算盘一拨，才走一条出洋的路。再加上“西太平洋大学”那类的野鸡学校鱼目混珠，国门都不用迈出即可披上一身洋皮，唐骏先生的“西太”校友不是被网友翻出了一大批吗?有名有姓有工作单位，唐骏灰头土脸了，未知那些人的风光指数如今怎样。把这些情况归结到一起，如果对海归不稍加甄别，仍然以“人才”的老眼光视之，肯定要走眼了。

　　前文所以用“回归”二字，是因为从前对海归的认识就有理性的一面。钱锺书先生《围城》里方鸿渐、韩学愈都是海归，两人还同是“克莱登大学”的校友，买张假文凭，就回来蒙事了。方鸿渐算老实，任何时候都不宣称自己是博士，求职(包括三闾大学)材料也讳言这一点;韩学愈就不同了，借此招摇撞骗，还混上了历史系主任。阅读这部小说不难领悟，作者对韩学愈是怎样的厌恶。再往前，清代笔记《苌楚斋四笔》里也有一段关于海归的并非文学作品的文字：“光绪末年及宣统初年，国朝名器之滥，为历代所未有，动辄赏几品京堂，或调部授丞参。乳臭未干者，多亦蒙此恩泽，庞然自大”;这当中，“洋翰林、洋进士、洋举人啧啧在人耳目，尤可笑者，日本留学生多有未入学堂，只购各校讲义一部，作为校外生，不知如何，亦得文凭”。“光绪末年及宣统初年”是20世纪初，而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1872年才派出去，也就是说，区区30来年的功夫，已经有不少弄虚作假的海归了。一句“尤可笑者”，亦不难见时人的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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