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6-10 21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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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第五年 2008-2009 第六年 2009-2010 第七年
第一年的暑假我回国了,老板很不情愿,希望我留下做research,但我坚持,他也没办法。我老板的学生都很听话(系里的中国学生其实都很听话),所以让他最头大的估计就是我了,我的labmates一般老板说什么就算心里不高兴也不敢吱声,回到lab里又抱怨,我有什么不同意的,我就丁是丁卯是卯和老板说,谁说得过谁就按谁说的做,被说服了就去做,心里没结很舒服。
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变了:我男朋友也来了(巧得很,他也是8月12号来美国的,所以今天也是他的6周年纪念),我的世界一下子就多了很多两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吃饭,逛街,看电影都有乐趣了。我买车了,在挑选了三个月之后,花3000大刀买了一辆7年新的Nissan Altima,花了我当时积蓄的大头,我开车很有天赋,以前没有摸过方向盘,晃晃悠悠在学校停车场学了两次之后,居然就上路了,两个礼拜就拿到了驾照,有了车世界就大了很多,其实世界就那么大不是吗,只是你能看见多大就觉得它有多大,或者说想看见多大才能看见多大。
我当上了中国学生会的主席,颠颠地组织大家去接新生,去学校要钱然后办活动,因此和学校的很多部门都搞得很熟很熟,其实私立学校都是很有钱的,这些钱来自于学生,所以里面有一块是专门留给学生花的,你找一个好的理由去要,它就会给你,给你很多,然后你就可以去做点事情,这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在美国其实是民主的一部分,政府花钱也是一样,你想少交一分钱税是很难的,比你想个办法去申请笔funding要难。
这些经历让我懂得了,在美国,有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机会,但它们不会砸到你头上,而是得你去争取,你得告诉别人你想要,如果有好几个人要,你就要告诉别人为什么应该给你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更值得被fund,任何事情,如果有competition,就要敢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想法,hold your position,否则就算事实上事情做得比人家好几倍,还是会输。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在夏威夷开的东西方交流的会议,觉得自己可以去讲讲在学生会做的如何推动中美文化交流的事情,从投稿被录取,然后去学校pitch travel funds支持我去开会,最后成行,我再次体会到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想不想做,怎么去做的问题。我没申请过research grant,但想必万事都是相通的,道理应该也差不多。
第二年在research上遇到了一些瓶颈。我不太喜欢我老板给我的题目。我的老板是属于很nice一类的,很典型的中国学者,聪明(博士读了两年半就毕业了),努力(拿到tenure以前是7点来lab,11点走),但是不是一个好的business man,不善于sell ideas,不善于言谈,所以纵然学术很强,也受人欺负。所以他对学生的要求也一样,希望大家勤能补拙,表达的缺陷用加倍的学术水平来弥补。这点上,我心里并不赞同。我本来research就很一般,比中国同学差,比美国同学好点,如果再来个做8分,只能讲出4分,就彻底没竞争力了。
我知道我跟着我这nice的老板估计肯定是朽木一块了,所以我决定自救。我们那学校的EE一般,但是BME很强,我对医学的东西也比较感兴趣,我和老板说我想做医学应用,老板回答,我没钱。我见过有人读到一半转系的,有人转老板的,有人被老板派去和别的系一起做项目的,但我没见过学生自己去找合作项目搞钱的,不过我想试试也无妨,美国没什么不可能的。
所以我就去BME系找老师。我去学他们的原理,然后sell我的算法,告诉他们我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还真的让我在一个全国有名的组里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对方同意教我数据采集,用他们几百万的机器做实验,然后用我的算法处理数据,于是两个老板就用我的idea写了个proposal,很快拿到funding,我就开始做我想做的事情了。然后我又想反正我也BME做research了,不如拿个BME的MS,有此想法跑到grad school一问,回答说理论上可以,但是如果想不交学费,必须EE的老板同意,EE的系主任同意,BME的老板同意,BME的系主任同意,再加研究生院院长同意,被告知难度比较大,至今还没有先例。
我发现我的中国式思维真的开始变了,以前我会想一件没有先例的事情多半也做不成,做不成不如不要去做。而那时候我却想,如果一件事情没有先例,那么我就可以放手一搏,做不成无所谓,大不了就还是没有先例,做成了我就是第一个了。无数的persuading,无数次地dend自己的想法,当我最终拿到五个人的签字的时候,觉得太有成就感了。
和我的EE老板不一样,我的BME老板是一个很好的sales man,美国人,很聪明,他数学物理计算机医学都懂一点,都不精通,组里有很多postdoc甚至phd比他强,但之所以他是大老板完全在于他的管理能力和表达能力,你和他说个东西,他很快能明白,然后用华丽而浅显的方式再表述出来的时候,你会惊叹,原来我的idea是那么brilliant。所以我决心向我的EE老板学治学,向我的BME老板学academic sales,取长补短。
我身边学理工科的学生大多很专一,每天想的就是research,大家平时见个面,三句又说到research上,好像别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比较喜欢折腾,坐不太住,一个礼拜做一件事情会疯掉的那种(其实这也注定我不是做research的料)。所以我就满世界的找事做,除了去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之外,我就跑各处去上课,我在business school,medical school,law school都上过课,反正PHD学生多选课是不要钱的。
bschool和law school的课和engineering的课很不一样,很多reading,很多课堂讨论,每个人都suppose要发言,要take participation,相比之下对表达的要求比engineering school更高。开始是不适应的,憋半天把答案在心里说了好几遍才敢举手,慢慢也就习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其实那些classmates说的仔细想想也实在是很平常的东西,人家自己觉得很brilliant,说出来就中气十足的,我也有我自己unique的想法,说出来就完了。
business school那个老师特别喜欢我,秋季学期上完课的之后,问我愿不愿意做春季课的TA,于是我又颠颠得给MBA做了一学期TA。工程系的PHD跑去Bschool做TA,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又是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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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学校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变了:我男朋友也来了(巧得很,他也是8月12号来美国的,所以今天也是他的6周年纪念),我的世界一下子就多了很多两个人可以做的事情,吃饭,逛街,看电影都有乐趣了。我买车了,在挑选了三个月之后,花3000大刀买了一辆7年新的Nissan Altima,花了我当时积蓄的大头,我开车很有天赋,以前没有摸过方向盘,晃晃悠悠在学校停车场学了两次之后,居然就上路了,两个礼拜就拿到了驾照,有了车世界就大了很多,其实世界就那么大不是吗,只是你能看见多大就觉得它有多大,或者说想看见多大才能看见多大。
我当上了中国学生会的主席,颠颠地组织大家去接新生,去学校要钱然后办活动,因此和学校的很多部门都搞得很熟很熟,其实私立学校都是很有钱的,这些钱来自于学生,所以里面有一块是专门留给学生花的,你找一个好的理由去要,它就会给你,给你很多,然后你就可以去做点事情,这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在美国其实是民主的一部分,政府花钱也是一样,你想少交一分钱税是很难的,比你想个办法去申请笔funding要难。
这些经历让我懂得了,在美国,有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机会,但它们不会砸到你头上,而是得你去争取,你得告诉别人你想要,如果有好几个人要,你就要告诉别人为什么应该给你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更值得被fund,任何事情,如果有competition,就要敢挺身而出,捍卫自己的想法,hold your position,否则就算事实上事情做得比人家好几倍,还是会输。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在夏威夷开的东西方交流的会议,觉得自己可以去讲讲在学生会做的如何推动中美文化交流的事情,从投稿被录取,然后去学校pitch travel funds支持我去开会,最后成行,我再次体会到了,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关键是想不想做,怎么去做的问题。我没申请过research grant,但想必万事都是相通的,道理应该也差不多。
第二年在research上遇到了一些瓶颈。我不太喜欢我老板给我的题目。我的老板是属于很nice一类的,很典型的中国学者,聪明(博士读了两年半就毕业了),努力(拿到tenure以前是7点来lab,11点走),但是不是一个好的business man,不善于sell ideas,不善于言谈,所以纵然学术很强,也受人欺负。所以他对学生的要求也一样,希望大家勤能补拙,表达的缺陷用加倍的学术水平来弥补。这点上,我心里并不赞同。我本来research就很一般,比中国同学差,比美国同学好点,如果再来个做8分,只能讲出4分,就彻底没竞争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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