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又一波的人才涌向美国，恰是“美国梦”的真实写照。美国参议院2013年6月27日通过了《2013边境安全、经济机会和移民现代化法案》，也叫做“全面移民改革案”。尽管该法案最终还需要在众议院获得足够多的票数才能变成正式法案，但一来这是两党议员“八人帮”合作发起的超越党派的提案，二来在参议院获得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大好形势，让人看好该法案的前景。

　　为什么要关心这个法案呢?因为这会对中国产生极大的影响。一条隐含的逻辑是一个思想市场发达的地方会不断吸引人才，并创设出进一步吸引人才、繁荣市场的制度，这种制度能极大扩展人的自由选择。（立即咨询）

　　相对于城乡中国而言，即便在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流动的情况下，城市化的魅力依旧不可阻挡。我不太同意通常认为的政府力推城市化的说法，而是反过来，认为这是市场力量的扩展，导致政府不得不在当下追认城市化，并倡导“城镇化”作为一种公共政策。

　　而放在全球背景中来看，就靠考虑到哪个国家更吸引人才了。这种人才竞争背后隐含的是制度竞争。当然人才有很多标准去衡量，政府有政府的标准，企业有企业的用人之道，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也有自己的做法，同样大学在前端也有自己吸引学生的手段。合理的方式是让各个不同的组织自己去招人，政府再来加以确认，简单来说，这是美国目前的体制。总体而言，尽管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也有一定的限制标准，什么是人才还是组织自己说了算。

　　不太合理的方式是政府替其他组织确定人才的标准，而罔顾其他组织的需求，这大体上是中国的现状，企业家和公务员是同一个人才标准。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中印高端人才参与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的人数在持续增加，这意味着优秀人才向往的还是美国。

　　这种国别之间的梯度落差就像中国的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一样。一个一致的解释不仅要解释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情况，同样也要能解释在一个国家之内的人才流动情况。地理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禀赋等等对竞争优秀人才当然会有影响，但更加重要的制度因素也绝不可以忽略。地理、气候甚至禀赋相差无几的地区，最终胜出还是要靠制度。而包容性制度的发展又需要依靠人才。所以人才和制度是通过思想市场的扩展相互加强的。简单来说就是，制度越允许自由选择就越能吸引人才，而人才越聚集就越能扩展这种允许自由选择的制度。

　　所以美国这个“全面移民法案”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就是相当于展开了一场人才争夺战。当然也有人质疑目前的人才竞争只是集中在人才市场的前端，即教育阶段;而没有比较人才市场的后续，即就业阶段。因为美国的大学由于历史路径依赖，所以有沉淀和累积效应，因而教育质量比较高，能吸引人才前去。这也解释了亚洲国家奇高的GRE报考率和分数。但是如果这些学生都是学成归国，那么对上述说法就构成一种挑战了。

　　移民法案不仅要解决边境安全问题和现有的没有合法身份的但是已经在美国打工的移民问题，也要解决让企业更方便雇佣劳工的问题，这都与美国经济的发展有紧密关系。与这里的讨论相关的重要议题是与博士毕业生相关的签证和绿卡问题，尤其是高科技企业需要的理工科高学历人才，但现有的工作签证和移民体系能够释放的合法高学历劳动者数量，无法满足类似google和facebook等类似的创新型企业的需求。于是新法案就希望能直接给理工科的博士毕业生及其家属绿卡，以吸引他们留在美国的企业工作。这里所谓的理工科是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领域，其英文首字母合写起来叫做“STEM”。

　　那么实际中美国毕业的STEM博士都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毕业生都留在了美国，那就至少一定程度上表明了美国的制度依旧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仅能够显示出美国高等教育质量比较高，但就业市场的吸引力则不那么强了。

　　根据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的Jfrey Grogger教授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Gordon Hanson教授的一项研究，结果证实了美国制度的澳际性。通过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对外国学生在美国获取理工科博士后就业去处的调查，他们回答了美国是否依旧保持了吸引人才的优势地位这一问题。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到2008年，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外国理工科博士计划留在美国。而这些学生中绝大部分都是获得了奖学金的尖子生。

　　当然，宏观经济的波动也会影响部分博士毕业生的选择。如果美国整体宏观经济不景气，那么回自己的国家的外国博士毕业生数量就多。如果加上外国博士毕业生自己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较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那么回去的外国博士毕业生就比较多。但只要是美国经济发展不差的年头，外国博士毕业生们大部分都希望留在美国。

　　在好年份里回国的外国博士毕业生往往要么来自发达国家，本身制度上的优势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相比差距并不太大，例如北欧国家来的博士生;要么就是自己的国家刚刚完成政治制度转型，历史数据表明，如果该国刚刚发生民主化转型，那么对该国在美的博士毕业生有很强的吸引力。由于发达国家也往往是民主制国家，这里的推论是民主制度对吸引人才有重要的作用。

　　一个紧跟着的疑问是，就算外国人才选择了美国，那么他们的绩效是不是就一定高于美国本土的人才呢?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效应。如果外国人才的绩效高于本国人才的绩效，这比较容易得出制度对人才的吸引力，因为的确是吸引到了人才。但如果是外国人才的绩效低于本国人才的绩效，尽管也能表明制度的吸引力，但也可能是外国的制度更加鼓励竞争，导致淘汰的人才到了美国。这样一来就需要跨国数据的比较了。

　　罗格斯大学的Jennifer Hunt教授利用2009-2020年全美社区调研结果，比较了美国本土工程师和外来移民工程师的工资水平，结果发现外来移民工程师的整体工资水平线要远远高于美国本土工程师。也就是说，在STEM领域中的工程师职位中，移民工程师的工资比较高。如果我们不质疑美国人才市场的配置效率，那么高工资就意味着对更优秀的工程师的奖励。这一研究也证实了第一种效应，从一个侧面支持了美国制度对人才的吸引力。或者可以这样说，一波又一波的人才涌向美国，恰是“美国梦”的真实写照。

　　而“美国梦”对人才之战的启示是，中国的制度必须有所变革，改变目前被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称为“榨取性制度”，朝包容性制度(允许更多个人自由选择)的方向进行改革。因为隐在人才战争背后的实际上是制度的竞争。

　　谈美国，其实也是谈中国。正如习近平所言的“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一样，这“梦”的解析还需要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来。这也是关注美国移民法案的中国式理由。(免责声明：本文图片及内容仅供参考，不代表本站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