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希望计划出国留学者实现他们的出国深造梦想

而我，显然属于截然不同的
另一代人，苦读英语
在美国领事馆门外徘徊
想方设法结识外国人
但我更热爱汉语，知道
在笔、墨与用途不大的 砚台之外
最柔软也最坚硬的就是Paper——纸
——引自旧作《纸》

（一）

到美国去，是一个梦，一场病。
早在1983年，我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时，就在一本极其微小的《英汉辞典》的背面，写下了这一计划：我要在1987年去美国。至于为什么去美国，通过什么途径去美国，这些则茫然不知。有时候我喜欢策划一场小小的阴谋和叛乱，对我自己，对我那种早已规定好了的人生旅程。
隔着烟波浩渺的太平洋，是两个遥相对望的庞大国家。无论意识形态还是地理位置，它们都恰恰相反。它们曾经结盟，也曾经结怨，使我们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下。有时候我想，到这样的一个国家去，究竟是否明智？临行前，我带5岁多的儿子回到湖北乡下，辞别双亲。母亲拉着我的手，泪眼昏花。她说，别人的子女都往家里奔，离父母越近越好；你却越奔越远，要到美国去了。万一美国和中国一打仗，你就隔在那里，回不来了。
母亲不识字。她连美国在哪里都不知道。她问我，到美国要坐多久的火车？我告诉她，到美国不通火车，得坐飞机。究竟有多远？波音飞机以每小时1000多公里的速度飞行，要飞10几个小时。那真正是水天相隔、万里之遥啊！听到这些，母亲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她不相信，在城里，如果有谁能够去美国，那是一件足以光耀门庭的大喜事，人们通常要广布天下，大宴宾朋的。
母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我已打定了主意，到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在骨子里互相戒备甚至敌视的国家去，这无论如何算得上是一种冒险。爷爷在世时，比母亲要达观得多。他长年卧病，我这个长孙从未侍汤弄药，略尽孝心。爷爷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在外省工作，算是为国尽忠；我已是朽木之人，何须尽孝！爷爷的话使我深感惭愧。我在外省，不过是当一个小职员，领一份薄薄的奉禄养家糊口而已，谁会介意我心怀尽忠于国的古老夙愿？如今我准备抛妻别子，到美国去求取澳际、另谋生计了。故国已在云山之外。尽管我热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却不见得爱我。我的国家，对于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个体的独特性、创造力与个性，向来是比较漠视的。我置身在人群中不过是另一个他人而已。所以我决定捆好行李，到美国去。
而这，已经是1994年9月9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得。

（二）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 我扛着铁锹，跟在一群农民后面，穿过禾场。那是秋水稻快要收割的季节，我们必须在稻田里挖沟，将水排干净，这样，田里的泥巴会变得硬一些，便于收割。当挖完了一些田，向另一些田转移时，我们穿过了禾场。那时候的太阳又热又亮。有个人坐在树阴下听收音机。在70年代中期，收音机在乡村里是一件十分高档、十分罕见的东西。谁如果拥有一台收音机，那在周围的若干个村子里，都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收音机里反复播送的，是一个中国人的死讯。
死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我拄着铁锹，呆呆地站在那儿。午后4点钟的太阳，烤得大地发烫。我赤着的双脚能感受到那种剧烈的灼痛感。它不是来自太阳，而是来自大地，来自脚下的泥土与尘埃。我知道，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地震。这种大面积的剧烈震荡和坍塌也深深地摇撼着我的内心。一个14岁的乡村少年，拄着铁锹，静静地收听一个84岁高龄老人的死讯，心中除了震撼外，一片空白。
我知道，这个老人，他生前并不喜欢我，死后会更不喜欢。他曾经说过，每个人一出生，就会打上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烙印，这个烙印一生都难以磨灭。有一个叫遇罗克的人，对此表示怀疑，结果送掉了性命。由于我不幸投胎在一个“阶级敌人”的家庭里，我尚未出生，这位老人家已经不喜欢我了。但听到他的死讯，我却一点也没有感到庆幸。任何一个划时代的人物退出人生和历史的舞台，都会如一座冰山崩裂，地动山摇之后，会有一个极其缓慢的消融过程。
对于我们这些草芥微民来说，历史是无关紧要的。我们没有千秋功罪可以任后人评说。对于伟人来说，历史确实是过于严酷了。
我不喜欢人类展览尸体，无论那是多么伟大的尸体。我尤其不喜欢，一个活人，仅仅因为说了几句对一个死人不敬的话，而被迫变成死人，或者活的死人。这是我内心深处最为隐秘的恐惧。
18年后，在这个忌日，我登上了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美国空姐送上了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从1版翻到8版，我发现，往年勉强刊登的悼念性的文章，今年似乎更少了。这很好。正是清晨，天正蓝，太阳也正亮，中国这只巨鹏正当乘风远举！再见，中国！我知道，我们滥用了“祖国”这个词。当飞机飞临蓝色绸缎般的太平洋上空时，我才第一次真正拥有了——祖国。

（三）

我不能完全理解，我今天有机会跨出国门，会和18年前这个老人的病故有密切的关系。他生前一直主张，孩子们应该戴上红袖标，到大街上去，或者，扛上铁锹，到农村去。尽管他在自己宽大无比的床上，也摆满了古老的典籍，他却并不希望青少年们读书。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名字叫朝阳农学院。有一部电影曾经名气很大：一群农民，凭着手上的老茧挤进考场，被录取为农学院的学员。
荒谬的时代总算结束了。古老的东方，一个老国家，吱吱呀呀地、缓慢地打开了那扇包着铁皮、吊着铜环的大门。新鲜的空气沁人心脾，又令人眩晕。正是春天里的好光景，所有的窗户都迎风敞开。
在北京，在五星红旗的首都，第一面星条旗升了起来。大街上，历经几十年风雨的反美标语，在不知不觉中被悄悄涂上了油漆。中国开始经历几百年来最为惊心动魄的变革，阵痛和震撼是在所难免的。老一代领导人习惯了冷眼向洋看世界，这种冷漠与敌视的眼光，已被年轻一代渴望闯荡世界的热切所代替。
接着，便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出国潮。美国，这个传说中黄金的国度，自由与民主的天堂、上帝特别垂爱的新大陆，成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梦中的土地、大洋那边新的家园。
我虽然早在1983年就决定，要远走美国，可直到整整10年之后，才真正付诸行动。当我开始捆行李时，出国潮已经开始退去了。许多人都跑来劝我，留在国内，守着一份体面的工作、职称、房子、老婆和孩子，还有蒸蒸日上的事业，何苦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从零开始？ 我无言以对。
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种难与人言的恐惧。在中国，我选择了一个危险的职业：写作。我写下的文字都留在了纸上。虽然它们十分平庸、不足挂齿，但我担心，有一天它们会像定时炸弹，要了我的小命。

（四）

这使我的出国，带有了一点无奈的色彩。我想逃避某种似乎注定要降临的灾祸。我感觉到，它是一定要降临的，只是我不清楚，它什么时候、以什么理由和方式降临。充其量，我只是一个怯懦的文人，真正令我心醉神迷的，是那种品茗读书的书斋生活。为此我进行了10年的准备，为今后的一生积累了7000册藏书，其中绝大多数是古籍，我们民族几千年灿烂文化的精华。我打算就这样坐拥书城，闲度此生了。我很奇怪，30多岁的我，已经心静如水。外面的世界，远不如内心的世界更令我关注。
在20世纪末，在物欲与肉欲横流的时代，这种退守书斋的文人生活，还有可能吗？我想只挣一点点钱，靠一杯清水度过一生。可我置身的时代，对于智慧却并不像对于权势和财富那样，尊敬有加。在很多情形下我显得低能，像个白痴，而除我之外的所有的人，都聪明绝顶。在某些场合我一言不发，丝毫也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和兴趣。我不愿加入谈话并不是因为我怯于交谈。我得承认，即使是最亲密的人，有时也难以用语言沟通，但更多的时候，沉默不被看成是一种天赋的权利，而是敌意，或者，至少是某种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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