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应试教育的束缚，另一方面是对应试教育的顺应，这是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常态”，而且学生、家长、老师都会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教育部和体制。我更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对环境的反作用力。我们可能无法改变体制，但我们完全可以改变自己。
从武汉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湖北咸宁，在这个以三国赤壁古战场而闻名遐迩的地方，拜访湖北省级八大重点中学的鄂南高中。
尽管是个中学，校园的规模几乎相当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整个东院校区，经清华大学专家参与设计，从每个角度看都是错落有致，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学生、老师太辛苦了。”国际办公室的两位领导不无感慨地介绍。从清晨6:30开始的早自习，到夜里10:30结束的晚自习，每周只有周日休息，师生连轴转，年年如此。
对安徽毛坦厂、山东平度中学的准军事化管理早有耳闻，来到鄂南高中，见到活泼、开朗的“同学少年”，仍隐隐地心头一紧。
一路上鳞次栉比的高档商厦、宽阔笔直的中心大道、鸟语花香的潜山公园，很少有人会把眼前的繁华同一个市区仅20万人口的四线城市联系在一起。中国城市化的奇迹每天都在发生，但中国教育六十多年的沉浮之后，仍是昨天的故事。
据说鄂南高中2016年的高考成绩是湖北省最好的，全省前20名的高分考生里，这个中学占了4个，而且成绩是“硬考”出来的，没有任何照顾性的加分。国内重点高校为了争夺人才，在出分前一天就派人住在咸宁，与中学校方“拉关系”，并把奖学金早早地打入心仪高分考生的账户。
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鄂南高中的高三毕业生落榜，不要说名校，进入国内一般大学都还是个梦想。
 
一个13亿人口的中国，3,000所大学，一个3亿人口的美国，6,000所高等院校，相比美国50%的私立院校而言，我们仍然是公立体制占压倒性多数的教育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内的教育资源无法单纯通过扩招而实现均衡的分配，对于大部分中国高考学生而言，仍然是无路可走。
中国教育国际化对咸宁人而言，还在观望期，钱不一定是问题，而观念上、体制上、文化上的束缚，才是高考与留学之间的选择瓶颈。
抽象地看，中长期目标的特点是“重要，但似乎并不紧急”，往往容易被忽略掉。在按部就班的体制内学习过程中，中国学生和家长很少触及对人生起决定意义的中长期目标，而把大量时间花费在短期而短视的应试模式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大部分中国学生都是在高考失利后，才去考虑留学，我个人认为，其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可悲的是，很多学生因为应试体制而过早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意识和能力，不得不面对国外学习环境的挑战。
从实际出发，当前中国高中学生和家长的选择大体分为两种：
一种相对激进，高二会考确保拿到高中毕业证后，放弃高考，进入国外大学的预科班，然后进入大学学位课程；
另一种相对稳妥，参加高考，进入国内大学，通过2+2、3+1等中外合作办学形式进入国外大学本科阶段，取得本科学位后，继续在国外完成研究生阶段的学位学习。
两种形式各有利弊，目前还很难说哪一种更好。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存在尽早培养独立意识的问题。
一方面是应试教育的束缚，另一方面是对应试教育的顺应，这是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常态”，而且学生、家长、老师都会把所有的责任推给教育部和体制。
我更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对环境的反作用力。我们可能无法改变体制，但我们完全可以改变自己。
在反思自己本科毕业后二十年间的个人发展，我发现，以自我激励、自我约束为主导的博览群书，对我的时间管理、知识储备、能力提升等方面，发挥了根本的促进作用。

2003年的英国留学，加强了我对“应试教育后遗症”的反制约，主动学习的动力不断加大，我甚至在一步步实现兴趣与工作的结合，这几乎是曾经不敢想的全新的发展方向。
从另一个角度诠释，如果我能在学生时代——特别是中学阶段——开始自觉培养自己的读书习惯，不再刻板地、教条地遵从老师的要求，我可能会更早地确定未来的发展目标和兴趣点。
在教育体制内外纠结的核心，其实是缺乏文化存在感的虚无所造成的。
看到网上报道的高考后中国学生肆无忌惮地把书撕得粉碎、借此发泄的场景，我突然想到多年前一位中国的奥运冠军，她在接受采访时痛不欲生地说，再也不想练下去了！
功利的教育让学生远离学习，体制下的苛责让工作变成挣脱不掉的梦魇。
如果教育只是为了找个工作、当个顺民，工作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凑合活着，还谈什么兴趣、论什么尊严？
如果教化变成了奴役，教育变成附属于政治的工具，社会还说什么创新、道什么进步？
此时，教育与文化彻底脱钩了，没有文化感的教育，简直变成了酷刑！
无论是国内学习，还是出国留学，如果没有文化存在感，而只是按中国人的思维去钻营一个学历、学位，虽然谈不上白学了，但总感觉拿到的一纸文凭有些掺水。
文化存在感才是帮助我们面对诸如“高考还是留学”困境的终极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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