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校用“荣誉规则”，而不是“学生规则”、“纪律”或“惩罚条例”这一类的说法，诉诸的是学生的荣誉心，而不是害怕被惩罚。有的荣誉规则甚至是学生自己订立的，而不是学校行政人员给他们规定的。例如，斯坦福大学的“荣誉规则”就是学生们在1921年订立的，延用至今，一共有三条。

　　第一，荣誉规则是学生个人和集体的承诺：

　　1.在考试时不帮助别人，也不接受别人帮助……完成教师打分的作业时，不接受不允许的帮助。

　　2.自己遵守规则，并积极参与保证别人也遵守规则。

　　第二，教师也必须信任学生的荣誉心，做到考试时不监考，也不采取特别的、不合理的预防作弊措施，还要避免使学生有作弊动机的教学方法。

　　第三，教师有权利和义务设定学业要求，但必须由师生共同创造能保证学业荣誉的条件。

　　在大学里，荣誉是两方面的，一是学生自己有自尊，自觉地不作弊，不欺骗，不剽窃。诚实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动的害怕被发现，被揭露。二是教师尊重地对待学生，不把他们当贼来提防，对他们给予足够的信任，信任他们的自由意志，相信他们能做出正确的自由选择。

　　大学里的这种荣誉观是美国社会荣誉观的一部分。在1755年的第一部英语字典中，就有关于荣誉的解释，至少有两个意思仍然与今天的荣誉观有关：第一是指“灵魂高贵、高尚，不屑于做龌龊的事情”；第二是指“名誉”，做与身份相配之事。大学里的荣誉观既关系到个人的人品、道德，也关系到学生与身分相配的分内责任：真正获得进学校追求的知识。

　　荣誉心虽然是个人的操守和分内职责，但却取决于个人所处的群体环境。在大学里，教师是群众环境的一部分。因此，学生的“荣誉规则”还包含教师要信任学生，要公正地对待所有的学生，要避免那些容易让学生有造假、作弊动机的评估方法，等等。当然，老师自己也必须要有荣誉心，坚守正确的道德原则，注意自己的人品行为，真实地对待学术，不造假，不欺骗。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加里特(Rick Garnett)对学生的荣誉规则有不少亲身体会，他在《大学荣誉规则起作用吗？》一文中特别强调，教师必须充分信任学生。学生课堂考试，教师不监考，使老师免除了警察抓小偷的那种工作：“这使我不需要去做那种破坏信任、令人不愉快的监督工作。我只需要发出考卷，然后离开课堂，到附近等着考试的结束就可以了。”

　　实行荣誉规则的条件是公正、切实的执行，要是学生觉得规则只是纸上规定，或者执行得时松时紧，因人而异，那么学生就会对规则的公正性失去信任，“他们就会对破坏规则的行为不再反感，而规则，不管是否与荣誉有关，也就荡然无存。”

　　和所有的道德文化环境一样，学校的荣誉规则环境是很脆弱的，必须不断小心呵护。荣誉规则几乎每个学校都有，但能否真正起作用，实际上是有差别的。

　　这种建立在自由、信任、公正之上的荣誉观，其实在社会中也是同样适用的。道德行为是自由的选择，只有在可能造假的时候而偏偏不造假，那才是一种道德的选择。不造假不是因为怕被发现遭惩罚，而是因为造假太龌龊，太失人格身份，这才叫有荣誉心，而不仅仅是害怕因曝光而丢脸。无论是官员，还是普通公民，荣誉感都是一种远比法规有效的内心制约。

　　一个人越受信任、越受尊重，就越会有荣誉心。在商店里，店员在店堂里巡视，把顾客当小偷来提防，并不见得能防止商品失窃；在娱乐场所公共传媒上监测顾客的低俗行为，并不见得就能防止这些行为在别的地方发生。严苛的法律造就的不是纯洁的善民，而是并不纯洁的刁民。荣誉心本身就是一种在意别人会怎么看待，反正得不到别人的信任和尊重，自暴自弃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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