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未成年和刚成年的孩子，踏上了去加拿大求学的路。

    家长们对孩子寄予厚望。虽然也担心，但父母觉得，十几岁的孩子适应力强，别看开头一阵撒娇哭闹，过几个月就能适应国外的生活了……可孩子在异乡，他们的感受、想法，家长真的知道吗？他们在电话里告诉给爸爸妈妈的，是真实的一切吗？我们拨通了每分钟3块钱的加拿大手机长途，找到了一些在加拿大漂着的上海小孩。他们都有手机，因为，手机可以让爸妈随时找到他们。

   “第一眼看到加拿大，我就有种感觉：好像我被人卖到了农村一样。”

    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

    阿长，18岁，2000年到加拿大正读大学一年级。阿长的爸爸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再加上阿长奶奶留下的全部遗产，才凑足儿子的学费。阿长在他们心目中是个争气的孩子，托福考了600多分。

    2000年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附近的一座小城念Business课程。那座小城纬度较高，到了夏天，晚上10点天还是亮的。但街上已经空无一人，当地人都聚在各个酒吧里。

    面对空荡荡的街道，我再一次产生了“被人卖到乡下”的强烈感觉。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实在无法接受这种冷清，沮丧得不得了。但我不能对爸爸妈妈讲，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也知道为了我出国，家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担心。
 
    这种失落感，每个初到国外的人都会有。因此很多中国人就自发地聚在一起，结果又形成一个中国人的小群落。但我不想出了国还窝在中国人的人堆里，总有意躲开那个群体。于是，还没有结交什么外国朋友的我，更加寂寞。

    我就读的商学院在加拿大排名第三，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没有什么业余活动，也没有地方去业余活动。每天就是拚命读书、读书。毕竟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外国人看10页书的时间，我们可能只能读懂2页，这就是难以弥补的差距。实在熬不住，就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有多好。

    2001年12月13日，我回到上海度假。在上海的1个月，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很有活力。逛街、唱歌，可以玩的花样多极了。上海的每一寸土地，都可以找到让我欢乐的地方。可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重回温哥华，是一个星期六的午夜。从机场到学校的途中，我只看到七八辆车子，连个人影都没见到，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又让我的心情一落千丈。

    在游戏房里迷失

    亮亮18岁2000年赴加现终日守在游戏机旁来加拿大快两年了，我一句英语都没讲过，整天混在唐人街，就像生活在中国一样。反正我爸妈有钱、没文化，他们也不知道我在这边究竟学什么。说几个名词就把他们骗过去了。其实我一点也不想来留什么学，可他们说，有了钱就要抓教育，无论如何也要我光耀门楣，好让十里八村也看看，我们家出了个留洋的状元。可他们也不想想，就我这成绩，连初中毕业都难，到国外，又能有什么长进呢？可如果我不出国读书，他们就不给我钱，那我还不如就顺了他们的心呢。

    刚开始，我整天无所事事，后来发现了游戏机房，竟然还是中国人开的，心里乐开了花。我把每个月的学费一部分交到这里，一部分，拿去小赌赌。加拿大的赌场里，大部分客人都是老头老太，因为他们退休金很高，又没什么地方花。赌场里大多是赌21点，5加币一次。我的运气有好也有坏。最糟糕的一次，输了五六百加币。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对节省的中国学生来说，可以够他们在温哥华应付三四个月的开销了。

    其实我整天拿着向父母骗来的钱玩，也很苦恼。可越苦恼越没办法，我还交了一个和我一样苦恼的女朋友。我俩就像在一个泥潭里，越陷越深。有一天我对女朋友说：“我觉得我们两人天生都是做演员的料，骗了爸妈两年多，他们怎么就没反应呢？”我很想他们拆穿我，我也就不用那么累，整天编故事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就是不会亲口告诉爸妈我在这里的真实情况，我想也没有一个孩子会把自己在这里的真实情况主动告诉父母。父母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就以为我们在读书。

    我有吃饱的权利

    我对房东说：“我想再吃个土豆。”他冷冷地答：“只有沙拉。”

    阿成17岁2001年赴加正读语言班到了加拿大我才知道，原来有些外国人吃饭吃得很少。而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比较大。我借住在当地人家里，那个身高1米80、体重超过180斤的男主人，晚上的主食只吃一个拳头那么大的烤土豆，再加一些色拉、一块肉。我简直难以想象———他能吃饱？这样一个土豆我连开胃都不够。

    吃不饱的时候，我不可能再向他继续要土豆吃。我就要求吃些别的，比如肉、色拉。他们肯定会给我，因为合同里写明：“我们有吃饱的权利。”但他们表面不说，心里会不高兴。我想如果我再住长一段时间，很可能会因为吃饭的问题与主人搞得不愉快。这几天男主人已经在对我半开玩笑地说了：“中国的男孩子是不是都有一个惊人的胃？”

    加拿大人会对你非常尊重，但你不能影响他的利益。去年我因为滑雪伤了膝盖韧带，医生让我最好不要走动。我借住那家的男主人正好在我就读的学校上班。他有车，我就和他商量，能否上下班时带带我。但他每天上午8：30要去学校游泳，我上课的时间如果晚于8：30，他绝对不会等我。而我早到学校，教室又没有开门。我只好一个人拄着拐杖步行10分钟到公交车站。
到现在，我的韧带也没有彻底痊愈，不能做剧烈运动。

    我哭着对爸爸说，我要回家；爸爸却告诉我，修完这个学年的课程再说。

    我想回家，错了吗？

    小高16岁2001年4月赴加现四处游荡4月我拿到了赴加留学的签证，却一点也不高兴。我的英语一塌糊涂，但居然就因为这个，老师鼓动我爸送我出国。我明白，她是怕我成绩太差，影响全班的升学率。一想到加拿大到处都是讲英语的人，我就从心底里生出一种恐惧。而我爸自有一番道理，他说我年纪小、语言学习能力强，在全英语的环境里一定会逼着自己学，几年后就算别的没学会，至少能带一口流利的英语回家。

    在浦东机场告别时，想到即将离开家乡，我对未来的恐惧更强烈了。我望着父母，只想说一句话：我不去了。可看着他们坚定、鼓励的眼神，我不敢张嘴。我只好对自己说：“听天由命吧！”

    刚到多伦多时，一个20多岁的中国人开车来接我。他很开朗，用中文和我说个不停。这让我稍稍消除了紧张。第二天学校代表来看我，他对我说了一声“Hi！”之后，后面的话我就一句都听不懂了，只好傻看着他的嘴一张一合。

    几天后我上街买面包，突然有个发传单的人对我大喊大叫。我听不懂他讲什么，只好愣在原地不动，周围的人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当时害怕极了，像逃一样回到住处。这种语言不通带来的压力几乎要把我逼疯了。从那以后，我彻底丧失了信心。我不敢上街、不敢遇到陌生人、不想看电视。只是一个人呆着，躺在床上听从家里带来的中文歌，一遍一遍反复听。一天，我忍不住打电话向我父母要求回国，但他们认为我的这些情况很正常，我爸总说：“你还不习惯，习惯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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