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西方艺术家不好当”的传闻，最初来加拿大的时候，我琢磨了很久怎么给自己挣一个“时装设计师”的头衔，因为那是我自小就有的心愿。学校还没有开始申请，我遇到了音乐人维斯，我的艺术家的热情才开始有所收敛。

    我是在多伦多的地铁里遇到维斯的。

    我们的店在多伦多商业大厦的地下食品广场里，广场直通到地铁。那天站里空荡荡的，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在等车。我拖着站得僵直了的腿，向一张长椅走过去，迎面而来的一个人也在向同样的长椅走来。

    我在椅子的一头坐下后，余光感到那个身影似乎还在站着，出于好奇，掉转头去看。那个人正弯下身，打开随身携带的小箱子，试图取出一些散乱地堆在箱子里的文件。文件掉在了地上，他一边关箱子，一边慌乱地去拣到处都是的纸张。

    我不由得笑起来。因为他一蹲下，他的长拖拖的风衣将纸片扫得更远。那个人这时才转过身来，看到我，友好的孩童似的微笑，刹那间好似花朵一样毫无保留地绽放开来。

    就这样，我们认识了。在名片上他叫维斯，是个作曲家兼音乐制作人，他办公的地点正在著名的CBC广播电台大厦，离我打工的大楼不过十几分钟步程。

    因为离得近，维斯经常在上下班或者午休时间抽空来看我。我们总是坐在同样的咖啡店，因为从这里奔到我打工的餐馆，只有五分钟的路。经常是他的面前堆放着三明治、咖啡、书本和一大堆纸片，他不吃不读也不看，只是热烈地和我探讨各种学说和问题。

    说实话，我那点英语底子哪里是他的对手，就算是我知道萨特波娃马斯洛福楼拜的，用英文谈论他们还是有些困难。所以我更喜欢鼓励他谈论他的音乐和哲学。他不但对西方各国的古典哲学家和作家如数家珍，还经常语出惊人地说出老庄孔孟说过的话，令我刮目相看。他终于向我展示了总是宝贝似的跟随着他的小箱子，原来都是书和手稿。报纸、餐巾纸、包装纸……任何随手可得的纸片都是他即兴创作的材料。

    他创作的歌曲“顺流而下”描写的是他“归田园居”时和一条狼狗和一只疯狂的鸭子的幸福生活。“穿过这片土地”鼓励人们探索和珍惜加拿大这片美丽的土地；“点亮蜡烛”是给在黑暗中探索的人们的一点鼓励和希望；“梦”表达了他对做“地球人”和过“地球日”的希望。“世界之间” 宣扬的则是世界和平。

    爱国主义、爱护地球、回归自然和人类希望，是他的所有创作的主题。他的歌曲在我看来不但歌词优美，更有极真挚高尚的情感和境界。和维斯聊天，让我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物质现实的外表下智慧理性的一面，是一种很充实的感觉。

    一来二去，我对维斯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告诉我：他两年前从西部的哥伦比亚市来到多伦多，一个人；他离婚好几年了了，一个女儿在上大学，儿子已经工作，他不是很被需要；他原来在哥伦比亚城有一个自己的音乐制作室，后来他的生意伙伴卷款潜逃，去向不明，他破产了，于是孑身一人来到这个城市重新开始。他习惯了郊区田园飘香的生活，多伦多这个大都市让他觉得呼吸困难。突然就在那么一天，一个穿着彩衣的东方女子的心无城府的微笑，好象春天，令他第一次体会到这个城市的久违了的人情味。

    我寻思着为什么“那个东方女人”的微笑有这么独特的魅力？也许是东方女子总是代表着温柔和女性，一种与这个职业化和商业化的城市有所不同的色彩吧。

    维斯过生日的时候，坚持请我去他“家”。他住在西行的地铁快到尽头的一站，下了地铁还要转街车。维斯来地铁站接我，我们决定走路到他的住处去。

    在多伦多住了快两年了，还不知道在城市的一个角落有这么几条街和这么一些人群。这是我第一次踏入以波兰人、德国人和立陶宛人为主的聚居区。德国人将他们闻名的香肠制造术带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被各式各样的香肠装饰的小店像一个香肠艺术博物馆；波兰式的巨型的各异的面包和点心店在街的另一面遥遥相应，和市中心相比，这里的店铺既不繁华也不喧闹，他们的存在仿佛只是为了方便社区而不是赢利。就在这个和他的安静和遁世的哲学相适的小街，维斯租下了他的小屋。他的居所在顶楼。我跟着他走了无数道弯弯曲曲的窄楼梯，才见到他的房间。他的活动场所由两间由一道门连在一起的房间组成。像这个建筑的其余部分，顶层的房间古旧斑剥，仿佛多年失修的古堡的一个被遗忘了的角落。

    为了我的到来，他显得兴奋而忙乱。说是要给我做他拿手的墨西哥风味的“塔哥”。他在厨房里忙乱的时候，我有空打量了他的这间所谓“客厅”的房间。中等大小，里面摆了一张颜色不明的圆桌、两把椅子、一把古典型吉他、一个用几层木板组成的简易书架，摆满了书和旧唱片；一个黑漆漆的不知干什么用的柜子贴墙而立，上面悬着两幅印度的纺织工艺品，隐约可见上面的灰尘，仿佛挂了一个世纪那么久的样子。

    去掉那个柜子和墙上的装饰，他的房间让我联想起凡.高的“卧室”和那副著名的“吃土豆的人”。

    即使我的作着销售员工作的“香蕉人” 朋友文森的公寓，也是坐落在繁华高档的市中心，虽然他从不下厨，崭新摩登的厨具却是一样不缺。于是我想当然地以为除了我们这些新移民，当地人的基本生活起码应该是文森那样的才对。虽然我从他从不离手的黑旧皮箱上判断，维斯不是什么有钱人，但是他的住所条件的简陋过时还是大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威尔终于从厨房里出来了。摆上桌的，是一叠比我们中国的春饼还要大的薄饼，另一盘里盛着由碎牛肉、熟软的豆子和辣椒等烧成的杂碎，飘着牛肉的香味；然后是一瓶红酒和蜡烛。他倒了一杯酒给我，我们碰碰杯，我祝他生日快乐。就要举叉了，他说等等，然后走到墙边，把那个黑漆漆的柜子的桌面一掀掀到墙上去。一台说不出颜色的机器就端端正正地镶嵌在桌底。那整个“桌子” 原来是个多少年前的电唱机。他调好指针，轻快的乡村音乐就从那个古旧的合子里流出来。

    他的房间里没有电视、电脑，他也没有手机，这台唱机大概是他唯一可以接受的“电器”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的贫穷呢，还是因为他的纯粹的“回归自然”的理想主义？

    我吃了一个他递给我的卷子，就没有什么胃口了。不是食物不好。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失落。他的古堡式的居所、古董的唱机、自制的泡菜和他的坦然自若的与“贫困”为乐的态度，让我失落。我也听说过加拿大的艺术家的日子不好过的说法，但是在我的眼里，维斯的才华和人品不是一般的流浪和所谓的艺术家可比的，难道连这样的艺术家也无法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吗？

    就在他的生日过后的三个月的一天，我又接到了维斯的电话。他听上去很不振作，声音沙哑地告诉我，他已经被迫从他租用的CBC的办公室搬出来了。他的生意一直没有什么进展，他不得不宣布破产。我听了并不觉得过于惊奇。我知道以他的为人和哲学，他不会是商场中的赢家。在中国，以维斯的事例，大概有人可以借此为“知识分子”的不良待遇而叫叫屈；在这里，个人的得失沉浮大概是不好抱怨政府的。但我还是替维斯抱不平。

    后来我搬去了另一个城市，和维斯的联系就很少了。有一天在整理旧物时翻出了维斯的一张碟片，这才又想起了那个如“西部歌王”王洛宾一般的音乐人，他的一无所有、和他的拯救地球和人类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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