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中国学生和家长，向丁学良咨询：通过上国外大学的远程课程或参加在华的合作项目拿他们的学位，如何?

　　丁学良常常答非所问，总是直言相告：若有条件，还是出国学习一段时间为好。丁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1984年曾赴美读书，8年后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大学、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和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从事教学或研究。

　　这个在西方学术环境里浸淫多年的学者的理由是，留学的意义不仅仅是在课堂里读书，还包括在书本和课堂之外的广义学习和体验，从亲身接触或相处的人身上，细心观察、琢磨乃至有选择地学习他们如何做学问、做事业和做人。

　　于是，当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邀请丁学良写一本与留学有关的书时，他决定不像写“留学指南”那样泛泛地写留学的过程，而只写让自己“终身受益”的经历。

　　2011年夏天，这本被作者自己称作“投入最深，浸透着三十春秋情怀”的《我读天下无字书》一书面世。书里记录的大都是丁学良留学和任教海外期间，所接触的人与事，这些人大都颇有独到之见和特别之处，他们在今天也多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哈佛大学教授、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世界著名学者马若德，著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当代任期最长的美国大学校长、匹兹堡大学前校长波士瓦，丁学良在匹兹堡大学留学时的邻居作家王小波、李银河夫妇等。

　　作者并不掩饰自己写此书的野心，他试图以自己在哈佛等地的亲身经历，把“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骨骼血肉和盘托出”，还试图与人分享自己过去20多年读天下这本无字大书的心得和体会。他认为自己在留学过程中，所获取的这些启迪的价值，并不亚于自己曾刻苦阅读的专业知识的价值。

　　或许正因为如此，丁学良会本能地把自己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拿来与中国的相关事情做对照比较。“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外国在这件事情上不像中国那样?”通过一次次的反问与反省，他认为自己在“天下”这本无字大书中，除了学到了知识，更多学到的是见识。

　　这也正是丁学良所强调的“留学”的价值所在。而在留学过程中，他也曾发现，直觉的经验和理性的学理常常相通。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在丁学良的故乡安徽宣城，某农垦师师长曾是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卫士长，许世友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托付给师长照顾。由于身处动荡年代，两个孩子被要求隐瞒真实身份。但年纪较小的那个孩子有一天还是告诉宣城的小伙伴们：“我们家在南京，到我们家来的叔叔都是大胖子。”这一下让其他孩子傻了眼。

　　那年头在宣城的数万人里，也就三五个大胖子，除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剩下的就是县委大院里的师傅。于是，其他孩子便推测，这俩孩子爸爸的官职“肯定比县委书记、县长要大得多”。

　　带着这种深刻的童年记忆，丁学良在10多年后到了美国留学。在课堂上，西方最著名的科学技术史专家之一、哈佛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戴维·兰德斯告诉丁学良等学生，衡量富国穷国的指标系统复杂多样，但有一条金科玉律可以到处试用：穷国人民和富国人民都关心“吃”的问题，只是穷国人民关心怎么才能吃得饱，富国人民则关心怎么才能吃得不发胖。在物资普遍极度匮乏的年代，大胖子往往就是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形象表征。

　　而又过了10多年后，带着满腹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知识，丁学良在1999年和20多名青年经济学家到朝鲜考察。在相处稍微熟悉一些后，对方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问道：“你们都是中国的大领导大干部吧?”这个问题让丁学良等青年学者很诧异。对方随即解释说，“因为你们都是胖子。”这让丁学良意识到，他们在城乡考察期间，看到到处都是普遍偏瘦的百姓，个别领导则除外。

　　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记忆，也想起了老师在哈佛课堂上所讲到的那些理论知识，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价值。其价值不仅在于学知识，更在于长见识。

　　正是在留学过程中，丁学良见识了什么叫“见识”。上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创造的经济奇迹，正引起世人瞩目，马若德却根据自己的观察，作出了不同的判断。1980年，马若德便在英国《经济学人》上发表长文，结尾时称，“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如果能够使中国内地得到转变，那么一个经济强力的中心将在东方兴起。相对于这个中心而言，‘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只不过是太阳边上的一点点光晕而已。”

　　30多年后的今天，马若德的判断似乎得到了印证。而在丁学良看来，在30年前就能清楚地描述出历史大趋势，这便是“见识”。马若德还告诉丁学良等中国留学生，“对中国的年青一代来说，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路上，你们不能脱离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大背景”。

　　在马若德的引荐下，丁学良得以进入哈佛大学，并师从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那里，他见识了这位非常权威主义但并不独断的老先生的为学和为人。贝尔不仅会给学生开好阅读书目，还会让秘书把书从自己的私人图书馆里找出来，方便学生阅读。

　　老师贝尔开列的这些著作，曾让丁学良吃尽苦头。当时，这名留学生曾信誓旦旦地告诉伙伴们，学成归国后，他一定要把在美国留学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写出来，连书名都想好了。

　　“什么书名?《海外学子》?”“不，《谈何容易》。”

　　在留学经历结束近20年后，丁学良终于写出了这本书，不过书名并不叫《谈何容易》。或许在经历了多年的成长和成熟后，他已明白要读懂天下这本无字之书并增长见识，其难度更甚于当年学习那些令他痛苦不已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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