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们对孩子寄予厚望。虽然也担心，但父母觉得，十几岁的孩子适应力强，别看开头一阵撒娇哭闹，过几个月就能适应国外的生活了……可孩子在异乡，他们的感受、想法，家长真的知道吗?他们在电话里告诉给爸爸妈妈的，是真实的一切吗? 我们拨通了每分钟3块钱的加拿大手机长途，找到了一些在加拿大漂着的上海小孩。他们都有手机，因为，手机可以让爸妈随时找到他们。

　　“第一眼看到加拿大，我就有种感觉：好像我被人卖到了农村一样。”

　　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

　　阿长，18岁，2000年到加拿大正读大学一年级。阿长的爸爸卖掉了家里的房子，再加上阿长奶奶留下的全部遗产，才凑足儿子的学费。阿长在他们心目中是个争气的孩子，托福考了600多分。

　　2000年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附近的一座小城念Business课程。那座小城纬度较高，到了夏天，晚上10点天还是亮的。但街上已经空无一人，当地人都聚在各个酒吧里。

　　面对空荡荡的街道，我再一次产生了“被人卖到乡下”的强烈感觉。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实在无法接受这种冷清，沮丧得不得了。但我不能对爸爸妈妈讲，我知道他们对我的期望；我也知道为了我出国，家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我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担心。

　　这种失落感，每个初到国外的人都会有。因此很多中国人就自发地聚在一起，结果又形成一个中国人的小群落。但我不想出了国还窝在中国人的人堆里，总有意躲开那个群体。于是，还没有结交什么外国朋友的我，更加寂寞。

　　我就读的商学院在加拿大排名第三，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没有什么业余活动，也没有地方去业余活动。每天就是拚命读书、读书。毕竟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外国人看10页书的时间，我们可能只能读懂2页，这就是难以弥补的差距。实在熬不住，就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有多好。

　　2001年12月13日，我回到上海度假。在上海的1个月，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很有活力。逛街、唱歌，可以玩的花样多极了。上海的每一寸土地，都可以找到让我欢乐的地方。可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重回温哥华，是一个星期六的午夜。从机场到学校的途中，我只看到七八辆车子，连个人影都没见到，那种无法描述的冷清，又让我的心情一落千丈。

　　在加拿大教英语的老师，好多是中国人……一次次从头再读预科。

　　阿天，17岁，2000年赴加现仍在读语言学院阿天的声音里一直透着不满和无奈。他说他的英文还是很糟糕，没比在上海的时候进步多少。

　　在国内，我们弄不清楚中介究竟有多大的能量。其实，中介只能够帮忙介绍、联系学校；再收钱、帮着办理签证。具体这个学校水平如何，他们一点不知道。只有当我们到了这里，才会有切身感受、才会看清学校的真面目。加拿大的教育体系比较严格，所有学校都是政府办的，私人不能办学。可就算这样，各学校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加拿大的很多语言学校，英语老师都是中国人。虽然这些中国人已经取得加拿大籍，可以教书，但我们跑到外国去听中国人教英语，感觉总归不大好。

　　学完语言之后，你才可以在这所大学继续大学课程。但这里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各大学互相不承认预科学历，你在一个大学念了预科，就只能在这个学校念大学。如果转学的话，还要重读一次预科，为此就要多耽误一两年时间。中介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在招生时，根本没说过如果对推荐的学校不满意，决定转学，就要多读一次预科。或者，他们是有意回避这一点。我就是对中介推荐的学校不满意，已经换了好几所学校了。每次，我都不得不从头开始读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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