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前，是斯坦福影响了硅谷和塑造了硅谷；1965年后，斯坦福与硅谷之间就是一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硅谷实际上也在塑造着斯坦福。现在的硅谷早已不是斯坦福硅谷，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高科技社区，它拥有斯坦福并为斯坦福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世界性平台。

一般人说起硅谷，总是少不得要提到（）。然而，硅谷与斯坦福之间是什么关系？到底是斯坦福创造了硅谷，还是硅谷成就了斯坦福的辉煌？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却并不容易。今天硅谷能有作为世界信息技术圣地麦加的声名，显然把它归因于仅仅拥有一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在工程领域，MIT应该说比斯坦福更出色，但毗邻MIT和哈佛的128公路至今也无法与硅谷争锋。然而，如果没有斯坦福，还会不会有今天的硅谷以及硅谷目前依然风头正劲的发展态势、甚至于一度成为整个美国经济信心的重要支撑？估计也没有人敢做出十分肯定的回答。概言之，斯坦福的存在肯定不是硅谷形成的充分条件，但是没有斯坦福这个必要条件，恐怕也同样不会出现硅谷。本文便试图对斯坦福与硅谷间的关系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分析，希望以此为我国高校发展以及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提供一些启发。

一、斯坦福对硅谷的历史贡献

今天的硅谷一般是指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圣克拉拉山谷、距加州著名的旧金山市50英里左右的圣何塞城及周边社区。1876年，加州前州长老利兰·斯坦福捐出了他8000多英亩专供培育良种马的帕罗阿图农场，要创办一所完全不同于东部长春藤联盟的大学，即一个没有宗教派系之争、重实用技术、培养有教养且有用公民的大学。在经过5年的精心筹备和计划后，1891年，斯坦福大学，一所融合了美国特有的西部精神的现代大学，就在这块丰饶的谷地上正式创办了。老斯坦福的个人风格、共和党政治背景以及个人创业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为这所后来被称为“西部哈佛”的大学奠定了基调，即崇尚个人奋斗、平等、务实的精神。而也就是融入了这种西部精神的斯坦福办学风格，以及老斯坦福慷慨的8000多亩土地的捐赠（MIT和耶鲁都不足两百英亩），又为此后斯坦福参与硅谷的崛起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在斯坦福大学成立20年后，无独有偶，1909年，也是凭着一种到西部开拓和冒险的精神，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毕业生艾沃尔（Elwell），在当时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和工程系主任马克斯（C．D．Marx）的支持下，在今天的硅谷创办了鲍尔森无线电话电报公司，即后来的联邦电报公司（FTC）。紧随其后，1912年，耶鲁出身的后来被称为“电子管之父”的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st），怀揣着他的真空三极管专利，同时又背着被联邦法院以商业诈骗传唤的罪名，也来到帕罗阿图碰运气，创办了自己的个人公司。在艾沃尔以及联邦电报公司为其支撑起来的保护伞下，德福雷斯特先后完成了大量的技术发明，这些包括电子管放大器在内的大量的技术发明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FTC大概是比较早的一个由大学参与其中的公司，斯坦福大学不仅为其投入了一定的经费，特别是系主任马克斯本人就是公司的投资者，而且斯坦福的高压实验室以及教授们直接为公司提供了研究支持。由于长期受到居于垄断地位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挤压，作为一个商业意义上的公司，FTC应该说也算不上是一个很成功的公司。但是，FTC与大学间的密切合作却为此后斯坦福参与硅谷高科技社区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早在FTC创立伊始，它的研发型小公司派生模式就初具雏形。公司成立的第二年，两个丹麦人杰森（Jensen）、阿尔伯提斯（Albertus）便与派迪哈姆（E．S．Pridham），一位斯坦福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FTC雇员，一同离开公司在那浓（Napo）的一个车库中，创办了一个小型研发型音响设备公司（Magnavox），所以真正开“车库创业”先例的并不是后来的惠普；此后，比较著名的还有1936年公司职员费舍尔（Fisher）离开FTC创办的费舍尔实验室，1932年理顿（Litton）出走建立的理顿工程实验室等等。总之，几乎所有自立门户的雇员都是带着自己的技术发明而离开公司的。斯多根（Timothy J．Sturgeon）在评价FTC公司的这种现象时说到：早期FTC的雇员脱离公司、自立门户的意义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它通常被认为是后仙童（Fairchild）时代硅谷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而实际上，早在1910年，这一模式特征包括后来人们频繁传诵的车库创业佳话在硅谷就出现了。

客观而言，斯坦福作为FTC的参与者或经营者并不成功，但其作为一个孵化器的角色却是相当的成功。也许正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成功的经营者，却为后期大学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产业经济提供了经验教训；而也正是因为它在不经意之中所扮演的孵化器角色，才孕育出一种独特的硅谷创业型经济发展模式和文化模式胚芽。诚如斯多根所言：硅谷的真正起源不是以惠普等第一批重要的电子企业的出现为标志，也不是以特尔曼鼓励自己的学生大胆创业的举措为起点，它的发达史要前推到20世纪初，而不是1955年。的确，现在回头追溯硅谷早期发展史，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另类大学斯坦福的诞生，没有早期一大批工业“牛仔”的冒险创业行为，很难说一定会出现1955年硅谷发展的转型和此后的迅速崛起。

硅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标志是：1955年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创立。从历史角度分析，肖克利实验室之所以被视为具有标志意义，其原因就在于它在硅谷的发展中所发挥的实际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所谓“承前”，除了与前述历史有关以外，还有两个事件值得特别关注，而这些事件无不与斯坦福关系密切。一是惠普的诞生。1938年，在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主任特尔曼（Frederick Terman）（通常被人称为硅谷之父）的鼓励下，在东部工作的斯坦福毕业生体利特（William Hewlett）与帕卡德（Dave Parkard）双双返回圣克拉拉，在特尔曼的帮助下，两人在帕罗阿图镇的爱迪生大街367号的一间车库中创办了一家公司（如今被加州定为历史文物：硅谷诞生地），这就是今天依旧如日中天的惠普公司。惠普发展迅速，到二战结束资产已达到数百万，并于1947年转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惠普的崛起备受世人瞩目，也引起了当时正在贝尔实验室的斯坦福毕业生，诺贝尔奖获得者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关注，1955年，看好硅谷这块风水宝地的肖克利也回到硅谷创立了自己的半导体实验室，并网罗了一大批一流的技术精英。至此，在斯坦福的门生们主导下的硅谷，真正开始启动了它作为世界电子技术摇篮的进程。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坦福大学鉴于内部财政上的吃紧，在当时副校长特尔曼的建议下，决定将老斯坦福慷慨捐赠的靠近帕罗阿图的部分土地出租，建立高科技工业园区。1951年，世界上第一个大学科技园区建设计划正式启动，包括瓦里兰、柯达、通用、惠普一批电子企业纷纷来园区创业，新辟出来的700多英亩的土地到70年代末陆续租完。现在的斯坦福园区已经拥有包括电子、软件、生物科技等领域的150多家公司，还有大量的律师事务所、财经服务机构、策划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等等。然而，也许正是鉴于历史的教训，斯坦福并不介入园区任何企业的经营，园内也没有一家属于斯坦福的公司，斯坦福只是坐收批租土地的渔翁之利。这一点无论是对斯坦福还是硅谷的形成都具有特殊意义，即所谓的肖克利实验室产生的“启后”效应。

肖克利是一位知名学者，凭借天才学者的魅力，他把当时最有才华的一批年轻科学家聚集在自己的周围。然而同样，也正是由于他是一位太单纯、太学究气和学阀气息浓厚的学者，又注定了他成不了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注定了肖克利实验室最终不幸的命运。但是，所有这些关于他个人的有幸和不幸，现在看来都恰恰在偶然之中成就了硅谷的崛起。1957年，肖克利实验室的八位最杰出精英因不满肖克利的唯我独尊而集体出走，即所谓硅谷最为经典的“八叛逆”事件，从此点燃了硅谷这个高科技社区发展引擎的导火索。随后，八人所创办的仙童（Fairchild）公司利用半导体技术优势，在短短时间内便成为硅谷成长最快的公司，到1967年就已经创下营业额2亿美元的硅谷神话。然而，“八叛逆事件”的真正意义还不止于此，由仙童开始，硅谷逐渐成为风险投资家的乐土，美国西部精神通过技术创新与工业冒险而重焕生机，叛逆和跳槽成为一种时尚。在肖克利实验室之后，仙童成为半导体技术人才的孵化器，八叛逆中的赫尔尼（J．Hoerni）、罗伯茨（S．Boberts）、克莱尔（E．Kliner）等出走并自立门户之后，诺伊斯（N．Noyce）和摩尔（R．Moore）也脱离仙童，成立了今天计算机行业的大鳄英特尔公司，一批批人才从仙重跳槽，在斯坦福附近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一时间，个人创业成为硅谷的潮流。据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硅谷的半导体行业有一半以上是仙童的近亲。由此，人们经常津津乐道的硅谷现象、硅谷文化、硅谷模式或硅谷神话等也正式出笼。摩尔在晚年回顾自己的经历时说到，人们通常把对硅谷的理解赋予一个魔幻般的公式：技术＋企业家＋资金＋阳光＝硅谷，或者用一串人物勾勒出硅谷的历史连续性。实际上，硅谷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所有硅谷人的经验积累。对此，他将硅谷经验概括如下：一是科学家成为管理者；二是把科学商业化、产业化；三是善于识别、创造和捉住机会。此外，还有一个是限制竞争的维度，即强调专业化。

对于摩尔的经验之谈，我们还有另外一层理解：如果说早期的斯坦福是硅谷的奠基者或硅谷模式形成的功勋，那么在1955年之后，斯坦福则既是硅谷高科技社区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同时又是硅谷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从此，斯坦福与硅谷之间不存在主导与被主导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硅谷不是斯坦福的硅谷，而是整个美国甚至世界的硅谷。如艾利（James Aley）说到：因为斯坦福才有了硅谷，但是，伯克利、卡耐基－梅隆、加州理工和MIT以及其他每一所超一流大学都在为硅谷提供技术和人才，许多人会认为，事实上，MIT是美国最好的工科学府，然而，没有人会认为，MIT周围的高科技社区能达到硅谷的繁荣程度。斯坦福有别于其他人才中心之处不在于它拥有一批有想法、绝顶聪明的人，而在于硅谷这儿的大量聪明人其中有一部分是世界级的裁缝，他们善于把想法变为有利可图的现实。硅谷甚至也不是美国的硅谷，而是世界的，据粗略估计，现在的硅谷仅常驻的亚裔人口就占1／4，而其中的l／3为炎黄子孙，伯克利的安娜莉·萨克森奈恩（Annalee Saxenian）教授甚至认为，在硅谷，IC（integrated circuits）已不仅仅代表“集成电路”，而且是代表印度人和中国人。换言之，现在的硅谷早已不是斯坦福的硅谷，但是，作为一个独特的高科技社区，它拥有斯坦福并为斯坦福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世界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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