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改革开放后首批访问学者起程赴美到如今热的兴起，30年间，一批批负笈海外的中国学子有着怎样的心理变化?中国驻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姜峰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空前增强，摩天楼、高速公路、私家车在中国大城市里已经司空见惯。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眼界大开，现在的留学生视野开阔，不仅了解欧美等西方国家，还了解很多其他国家的情况，他们的参照物非常丰富，多方比较自然让留学生心态更加自信、更加客观。”

“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人家?”

刘月樵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有机会出国留学。1961年，学习语的刘月樵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翻译工作，到了1979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但就在这一年，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内部考试，刘月樵得到了到意大利进修意大利语的机会。1980年的金秋，刘月樵第一次走出国门。近两年的进修期，刘月樵先后就读于贝鲁贾外国人大学和罗马大学。除了听课学习之外，她还和一些学友参加了勤工俭学活动，偶尔也为出国人员作口译。

让刘月樵开了眼界，她说，“起初，我真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我到过意大利的海滨，还去过意大利的乡村……看过之后，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巨大的落差带给刘月樵强烈的心理冲击。

原中国铁道部部长的傅志寰也经历了同样的心理冲击，他1981年赴，先后在德国几个著名的公司里进修，学习电力机车设计制造。德国发达的工业、先进的科学技术给傅志寰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时，德国铁路列车时速最高可以达到200公里，而中国只有100公里。如此巨大的差距，使作为工程技术人员的傅志寰深受震动。他常想，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人家。

有一次，傅志寰到慕尼黑技术大学听课，一位德国学生与他同行，这位德国学生大谈对东京的印象，并不断地问傅志寰一些有关的问题。最初，傅志寰感到纳闷，后来才明白，这位德国学生把他当成了日本人。那时候，德国市场上的音响、照相机、汽车等都是日本货。而中国出口的衬衣、球鞋、手工艺品进不了大商场，只能在地摊上看到;乘坐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服务指南有日文、韩文，却没有中文。看到中国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在外国人眼里没有与之匹配的地位。傅志寰心里很不是滋味。

讲到当年的留学生活，郑延友侃侃而谈，他说那时的动机非常纯洁，就是一定要学有所成报效祖国，这种使命感不是强加的，绝对是自发的朴素的。当时的生活也很简单，从住处到教室，再到实验室，几乎是一条固定的路线。平常也没有什么业余消遣，顶多几个同学好友聚餐一顿，生怕浪费掉宝贵的时间，力争多学东西，总像憋着一股劲儿。学习上一定要比国外学生成绩好，实验也比别人更加努力。

出生在四川乐山的郑延友就读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82年毕业后工作了两年，便赴，后转至温哥华UBC，在名师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是量子化学。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姜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德国为例子分析说，改革开放后，到德国留学的留学生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上世纪80年代早期出来的留学生，基本上是公派，他们学习非常勤奋刻苦，目标就是要赶紧学好本领回国报效。他们勤奋好学，为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高校里创造了非常好的声誉，德国高校都非常乐于接受中国留学生。

事实上，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留学生，留学其他国家的中国学子心理同样如此，国内国外的差距在他们心里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奋起直追的想法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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