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一点说，自由总是建立在不自由之上。在美国大学里教书，一边是看似漫无边际的自由，骂骂校长、市长，再骂骂总统，只要是骂得有感而发，有理有据，问题都不大；另一边是细化又细化，精确到字母的禁忌。而这些禁忌的来源非常多样化，有些是历史的沉痛和伤疤，揭一点就痛，所以大家学会像看护鲜花一样地呵护着这些伤疤，不碰就不引起疼痛。有些禁忌源于对私人空间的保护，有些则是对特殊群体的保护。当然还有的是源于基本的社交准则。

如果有禁忌入门手册，第一条一定是种族歧视，第二条一定是性别歧视。稍微了解一点美国历史的都会知道，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在美国短暂的历史上都曾经泛滥过。黑人曾经是奴隶，既没有与白人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也没有投票权。女人曾经等同财产，既没有与男人同等受教育的习惯，也没有投票权。当中国的女权先驱在二十世纪初叶挺胸(解放胸，不再束胸)阔步(解放脚，不再缠足)走进新学堂的时候，美国的女人们也正如火如荼地剪短头发与裙子，扔掉紧身衣，走进大学学堂，并且争取到投票权。

美国是一个非常善于向自己的过去学习的国家，所以自净功能较强。既然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以及伴随的抗争让黑人白人男人女人都不高兴，那么今天就建立一个体系尽量减少他们的发生。不但教授们在课堂上不能有任何牵涉这两者的言行，这两个禁忌也被一本正经地写在我所有的课程提纲里面，因为对学生同样适用。

不光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禁止同性恋歧视，年龄歧视，阶级歧视，残障歧视等等其实都写在校规里。而冒犯其中一条，无论是终身教授还是刚入学的学生，都有被开除的风险。所以大家在这些问题上十分小心翼翼。这些禁令并不禁止课堂上讨论这些话题，而是不能在课堂上有歧视的言行。所以把握难度较高。除非是牵涉这些课题的专业，一般而言，大家都避而不谈。

我的课堂上有过同性恋学生，头发花白的学生，也有过残障学生。最政治正确的做法就是在学术评价上一视同仁。比如，在讨论同性恋着装上，同性恋学生并不能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而在讨论中获得加分或者减分。智障的学生一般会提前知会教授他(她)的情况。教授会酌情给予帮助，比如给他课堂笔记，考试时安排单独安静的空间等等。不过学业上的标准还是与大家一样。而大学也有义务帮助身体有残疾的学生。残疾人通道几乎每辆校车，每间教室都有。曾经碰到一个学生是聋哑人，学校便安排了哑语翻译给他。所以每次他来上课，总要很气派地占两个位子。

在很多问题上，教授们都要有打死不泄露的精神。学生的性取向，年龄，智力状况，分数，疾病等等，除非是他们自愿透露，教授们是不能告诉其他人半个字。因为大学生都是成年人，所以即使他们的父母来问他们的分数，学校也有义务为学生保个密不透风。这些禁忌虽然让大学显得条例森严，但实际上却十分有利于大学的多样与包容。与众不同的学生们也因此拥有了自由空间：有穷的权力、有老的权力、有病的权力，也有不聪明、考低分、不爱异性的权力。他们不会因此而受到舆论压力或感觉低人一等。

另外三个颇有共识的禁忌是宗教信仰、政治立场与堕胎。不单在大学，在办公室，在日常生活中，这些都是能让每个美国人脸红脖子粗的非常敏感地带。堕胎因为与宗教相连，所以十分有争议。有些教授虽然会毫不在意地表明自己的信仰和立场，但是询问、评价他人的信仰和政治立场都属于不符合职业规范的行为。2008年总统竞选的时候，同事们最多会问： 去投票了吗? 而不会问 投了谁? 除非是好得穿连裆裤的朋友之间可以无所顾忌。

最常见的禁忌当然是说脏话的禁忌。再怎么有个性、锋芒毕露的教授也绝对不会在课堂上讲脏话。The F word似乎永远、永远、永永远远都不会从教授们口中蹦出。平常的谈话中，为了避免刺耳，很多人会用相似的发音来代替脏话，比如shoot用以代替shit，darn用以代替damn。而The F word因为意思太强烈，至今还无以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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