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考SAT缘何成了众矢之的？.

2017-08-04 作者： 51阅读

　　美国“高考”SAT早就成了众矢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选拔出的是掌握考试技巧的学生，不是真正有学习能力的学生”。

　　说起来，美国“高考”的难度要比中国高考简单不少。它分为两个考试系统: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两者之间是打擂台和抢考生的关系。SAT始于1926年，由美国大学委员会负责出题，考批判性阅读、数学、写作三门，每年举行7次。ACT则由ACT公司在1959年开办,每年举行6次,考数学、英语、阅读和科学推理四门。不管是SAT还是ACT，每次考试的成绩都是有效的，考生一次考得不满意，还可以再考一次或者多次，最后只需要用最满意的那次成绩来申请大学。所以，美国学生很幸运地没有“一考定终身”的压力。

　　两者最大的区别是SAT重在考查学生的智力水平(也就是逻辑思维能力)，比如思辨、推理、论证等,与高中的课堂学习内容关系不大;而ACT则重在考查学生的知识水平，与高中课程紧密相关:这又给学生一个按照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择考试类型的机会。

　　在中国，SAT要比ACT的知名度高得多，想到美国读本科的中国考生基本上都是参加SAT考试。据报道，2014年1月25日,有近万名中国考生云集香港国际博览馆参加SAT考试(中国内地还没有SAT考场)。由于考场设在博览馆的地下区域，这个能容纳上万人的巨大场地又被考生称为“万人坑”。

　　有趣的是，SAT在中国这么火爆，但在美国却早就成了众矢之的，已经被人骂了20年。原因很简单，因为“选拔出的是掌握考试技巧的学生，不是真正有学习能力的学生”，听上去是不是耳熟?

　　SAT的初衷是通过公平竞争选拔出那些家庭背景一般但具有天赋的孩子，它也的确扮演过非常积极的角色，比如1950年代中期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布莱恩特·科南特就是通过SAT考试从波士顿的一个贫穷老街走进精英聚集的哈佛校园。

　　SAT创办人卡尔·布里格姆自信满满地说：“SAT考的是潜力不是能力，所以无法通过应试培训提高分数，能做到绝对公平。”卡尔·布里格姆当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他开发的这个智力测验项目最初是为了对士兵进行选拔性测试，削弱军队里的种族歧视问题，但后来被美国东北海岸的常春藤盟校采用，成了录取新生的参考标准之一。

　　但从1980年代开始,针对SAT的应试培训市场却越做越大，形成了一个45亿美元的巨大产业，让卡尔·布里格姆跌破眼镜。与此同时，很多老师和学生都开始抱怨考试内容与高中课程脱节，能否考出好成绩全看家里有没有钱送孩子去培训(培训费用从500美元到数千美元不等，只有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SAT就这样变成了富人的囊中物”。

　　这种不满在2001年达到白热化，加州大学校长理查德·阿特金森公开声称要废除SAT在招生录取中的参考地位。各种压力之下，SAT分别在1994年和2005年进行了两次改革。但因为改革力度不够，越来越多的小型私立大学宣布不采用SAT成绩作为录取参考。一旦有大型学院跟进，就会形成一股势不可逆的风潮，那时SAT就真的要寿终正寝了。当SAT惹来众怒时，它的竞争对手ACT却抓住这个大好机会、蓬勃发展，在2011年考生数量首次超过SAT，达到160多万人，报名费收入也跟着突破4亿人民币。

　　眼看财源急速流失，美国大学委员会终于痛下决心，宣布在2016年推出改头换面、焕然一新的SAT。说起来有趣，SAT的改革方向竟然和差不多同时宣布的中国高考改革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首先，两者都极力强调公平性。中国高考改革中用来提高公平性的方法是尽最可能地实现“就近入学”以及加强学籍管理、取消“占坑班”、“特长生”、“共建生”等措施。而美国高考改革则是尽力弱化培训在考试中所占的分量，采取的方法是将SAT复习方法免费挂到网上，让穷人家的孩子不必参加培训也能学习必要的应试技巧。

　　其次，两者都减少考试科目、把考试内容往“简单”里改。中国高考不仅要取消文理分科，还把英语拉下神坛;而SAT则削减大量生僻词(考生能少背三四千个单词)，并把作文由必选改为可选。

　　最后是强化对民族文化的掌握。中国高考大幅增加语文的权重，致力于扭转“英语重于中文”的局面;而SAT则在阅读部分新增与美国历史、尤其是美国建国时期有关的文件作为阅读材料，比如《独立宣言》、《人权法案》以及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监狱来信》等。

　　不过，只要有改变就会引起纷争。和中国高考改革一样,美国“高考”的改革措施一宣布也在社会上激起千层浪，批评的声音五花八门。有人质疑让作文变成可选项目会让本来写作能力就在退步的美国学生更加“退化”，有人认为轻易改变标准化考试的评分系统会增加阅卷老师的工作量，还有人觉得削减科目会让学生只把注意力放在“英语”和“数学”两门学科上，从而变得兴趣单一、视野狭窄。

　　面对种种议论，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席大卫·科尔曼回应说：“眼下，我们国家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标准化考试，而是更多的个人发展机会。只有教育，而不是考试，才能创造机会。”

　　这句话听起来也同样适用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