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出伦敦希思诺国际机场，踏上雾气弥漫的英国土地那一刻，我就用全部的心身来感受这个活生生的，而不是无数次从书本上想象的英国。我常常用解剖的眼光，来打量这些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语言文化，不同的地理地貌、发展历史和思维方式的人们：这是一个面积和人口与我们一个省相当的国家，这是一个产生了莎士比亚、牛顿、达尔文、亚当·斯密、凯恩斯、霍金等无数巨匠的国度(我们一个省产生了几个世界级的巨匠?)，这是一个长眠着马克思却拒绝他的学说与主义的土地，这是给世界带来工业文明的火种也带来海盗洗劫般苦难的民族。这是一个曾经让世界在她面前颤栗、而今只能紧跟当今霸主狐假虎威的岛国。我希望从它的山水、建筑、文化、历史中发现对自己具有启示意义的方面。

　　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人口仅5900多万，国土面积24.4万平方公里，比我国的湖北省只大一点点，但由于有很多荒凉的小岛，气候恶劣的高地，因此，自然资源条件在许多方面还不及湖北省。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走上了昔日世界霸主的宝座(它全盛时期的工业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半，统治人口达到自身的20多倍)?即使到今天，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超过了我们全国的总和。19世纪中叶他们的祖先敲开我国门的时候，我们泱泱大国为什么会遭受那么多的苦难和蹂躏?答案难道仅仅是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失误么?这一政策为什么恰恰产生在中国而不是英国?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为何作为英国文化的直接传承者??美国又走上了今日世界霸主的位置?这些总是常常回荡在我的头脑中。

　　“存在即合理”不一定正确，但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依据，我常常用心观察最平常英国人的思维特点、处世方式和行为规范，试图从更深层将近社会文化和国民性的角度来寻找答案。到学校了解英国人的教书育人;到课堂、观摩他们的训导教化;到公司，参观他们的生产管理;到家庭，感受他们的生活习性。

　　英国教授上课从来不用课本，都以最新杂志上的最新文章作为教材，他们实际到不愿意为一些只稍微过时的知识付出一点时间和精力。我住的公寓每天都有一个年老的白人女清洁工来打扫卫生，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当我们表示愿意帮助她时，她谢绝道：“I am a cleaner, It’ my duty, I can do it.”(我是一个清洁工，这是我的职责，我能把它做好)英国人为自己所拥有的每一份工作并能胜任而自豪。我们一位教师是一家世界著名大公司的高级管理职员，每月收入超过7000镑，给我们讲课只是她的一份零工(这份收入对她来说几乎可忽略不计)，她居住在伯明翰，每次上课都要在高速路上开车一个多小时赶到学校。对我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有些明显超出其教授范围，如联系到政府、司法部门参观，打听火车路线与时刻等，她都不厌其烦、满腔热情地帮助解决。她说：“I do it because I enjoy it.”这种务实、认真与负责的态度，在英国随处可见，让我这受党教育多年的国家干部也深受教益。

　　与他们共同生活，我逐渐发现了一些英国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中值得学习的优良品格，这就是生活严肃、不尚空谈、不求虚名、专心敬业、工作认真、讲求实际、注重行动、诚实可靠、长于合作、不趋极端、遵守法律、容忍异已、崇尚公道、自我约束、重视公共利益。我想到了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而他所没有列举完的那些劣根性，就由我来作些补充吧：面子第一、讲求排场、缺乏公心、崇尚官位、缺乏同情、欺上压下、藐视平等、缺乏诚信，在崇外与排外、市侩的实利与精神的虚名间总是作出偏执和狂热的选择。

　　一、英国是一个成熟的福利社会。现有的基础设施大多完成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很难发现多少生产性的设施和建设工地，产业的“空洞化”现象十分明显。在这里，消费比生产似乎更重要，绝大多数生活产品都是进口物品，占人口总数20%以上的老年人(60岁以上)充斥在城市乡间，使得社会弥漫一种舒适的暮气，英国人对往昔辉煌岁月的留恋强化了一种怀旧心理，他们自豪于保持与欧洲大陆的差异。上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实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增长率的提高主要来自出口及消费。特别是布莱尔政府(工党)给英国带来了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就业率，加上欧洲大陆的不景气以及单一货币冲击所带来的阵痛，使得英国社会要求远离欧洲大陆的呼声更加高涨。但整体来说，英国人非常善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均势，在一种宽容、民主的气氛中维持一种缓慢的变化，他们不喜欢剧烈的革命，这常常被外人认为是保守或革命的不彻底性，其实他们仅仅是不喜欢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巨大震荡和对社会财富的破坏。

　　相对于法国大革命无数人头落地所引起的社会震荡，谁能说结束英国专制统治而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不是更聪明的选择?他们似乎比我们列懂得“中庸之道”所带来的力量平衡。英国福利社会给每个人带来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关怀”，他们没有北欧一些国家用高税收所维持的高福利，但能够保证每个人基本的生存需要。但近年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一些年轻人滋生了不思进取、尽情享乐的坏习气。他们的荒唐、胡闹、颓废有时让人目瞪口呆：大街上、校园里随处可见吸烟、酗酒的少女，我所了解的一个班70%的学生染毒或有吸毒历史，同性恋、未婚先孕极为普遍，36%的人口出生为非婚生子女，10%的母亲为单身母亲，在寒风冷雨中流浪街头的乞讨者在每个城市都时有所见。身处这种环境，我深深感到，中国年轻一代只要积极奋发、努力拼搏，我的祖国是很有希望的。

　　二、在我过去的印象中，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正在走下坡路，没有多少生气与活力。确实，如果以游人的目光来英伦大地走马观花一番，往往觉得英国除了环境优美一些之外，在许多方面现代化程度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城市规模不大、建筑古旧、街道狭窄、乡村荒僻。但如果深入了解人们的生活，我们就会发现自身的差距。特别是在政府职能与社会服务方面差距更大。

　　事实上，英国一方面有着雄厚的经济积累，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改革。上世纪初开始的经济地位衰落，常常被经济学家称为“英国病”，其实“英国病”并不是经济停滞，只是增长缓慢而已，其金融服务业、军事工业则一直处于领先水平。并且，他们似乎更好地“落实了科学的发展观”：伦敦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的烟雾腾腾的雾都，人文古迹保护周到细致，满眼青山绿水，乡村草地牛羊悠然自得，田园风光让人赏心悦目。

　　近几年来，这个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体制到行政管理都有很大的改革，在发达国家中英国经济增长速度也跃进居领先地位。英国政府对管理市场经济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将政府角色定位于：推动市场开放和竞争;发展劳动力市场;鼓励投资;保证消费过程中的公平;帮助企业利用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控制垄断、兼并以及反竞争。地方政府的权力甚小，仅仅在教育、社会服务、环境保护方面承担一定的职责。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有太多的权利，也承担了太多的义务。政府到底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政府不知道，人民也不知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似乎无所不能，官场干预市场，“公仆”干预“主人”生活。我们虽然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但由于没有多少激励、约束和监督机制，有些政府部门考虑自身利益，常有抵触情绪，雷声大、雨点小，今天转变了，明天又反弹，或者干脆就没有多少具体措施。

　　改革政府机构方面，我们的差距更大。近年，英国政府启动了名为“服务第一”的行动，设定了优质的公共服务所须遵循的原则，建立了明确的服务标准以及便捷的投诉程序，他们对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撤销了“大伦敦区”一级行政机构，公务员的人数已从1976年的75万名降到了今天的46万名，显示了政府控制公务员开支及提高办公效率的方针。相比较来说，我们历次机构改革步子太小，“升官效应”(机构人员越多越容易升格、行政区划变动越多越容易升官)使每一次改革事业来的反而是机构的进一步臃肿(比如地方政府由原来的三级变成了现在的四级，原来的2个地区变成3个地级市，还有所谓副地级市，则更是我们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升官”利益驱动成为机构人员不断扩张的内在张力。行政区划多变，官员队伍庞大，素质低下，腐败盛行，文山会海，见风使舵，欺上瞒下，迎来送往，繁文缛节，扰民不断，效率低下，部门争权夺利，利益层层盘剥，浪费民脂民膏，形式主义风行。机构改革成为“逆淘汰”，太多的庸人充斥机关，真正的精英往往成为“出头鸟”，没有生存的空气与土壤，要么选择离开，要么与平庸看齐，精简变成“减精”。落后的管理体制制约了人员素质的提高和积极性的发挥，反过来，低下的人员素质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落后的体制。

　　我曾经走访一些英国地方政府部门，坐在他们有几百年历史的地方议会旁听议员辩论。议员们为地方政府的每一笔开支争论得面红耳赤，但又彬彬有礼。经过地方议会的苛刻讨论最后否决了政府提议的3万多英镑的两笔开支。我想到了我们一些处长、厅长拍拍脑袋，大笔一挥，就可以开支几十万、几百万纳税人的钱财，不由我不生发一番感慨。英国人鄙弃一切空洞的形式，从来没有随意的接待开支，很多部门大量聘请志愿人员，办事颇为高效，即使这样，他们新近还成立了一个独立委员会，负责考察、评议议员及公务员的行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深深感受到我们管理体制及人员素质的差距，对于他们今天高效的管理，我们不能不深入反思多次机构改革的误区。

　　三、社会主义理论需要创新，要吸收全民类的一切优秀成果，现代资本主义无疑是我们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要资源。现代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和信息化代替了小规模生产;发达的第三产业和机器人代替了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普遍的社会福利淡化了残酷的剥削压榨与贫富对抗。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在社会主义运动和自身发展需要的压力下，正按马克思的预言向社会主义靠近，或者说吸收了社会主义对其有利的因素，不管他们承认不承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德国率先引入社会保障制度，该制度真正成功地推行还是在英国。二战后英国通过高税收来调节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矛盾，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职能，建立福利社会。社会主义也应该是一种福利社会。难怪有人从国外归来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怎么他们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还要社会主义?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不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学术上定义，邓小平确实洞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感觉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解释的缺陷和弊端，并有胆识和气魄来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彻底放弃计划经济，但对公有制的概念我们就清楚了么?中国实践已经突破了对公有制的传统解释。英国资本主义虽然坚称私有制的合理性，但他们从不放弃用公有化的办法来调节经济。可以说，当今世界，一个正常的国家，没有全部绝对的私有制，也没有全部绝对的传统公有制。看来，我们应当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方面大胆创新。这是理论发展的需要，更是实践发展的必然。

　　前天不太忙，我在图书馆找到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要是懂德文就好了，翻译与原文毕竟有出入)，我感觉《宣言》中所提出的“the higher form of Communist common ownership”，是从所有权的社会化程度这一角度提出和讨论问题的，不应是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公有制”(这是否是翻译上的不准确?注意：这里是common ownership，不是public ownership或state ownership)我们对“公有”的理解有更多的东方文化色彩(公有??大家都有??政府管理??谁也没有?)，可能“共有制”的翻译更准确。我们要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执政党与革命党当然有许多不同之处。革命是为了在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执政是为了建设一个新世界;革命的主要手段是斗争，而建设的主要手段则是民主与法制;革命是依靠一个阶级或阶级的联合来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执政则要团结全体人民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革命时期要“无法无天”，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执政时期则要依法治国，解决矛盾、平息矛盾;革命主要是为了打破人的发展的外在制度禁锢，执政则要调动每个人的内在潜能来达到所有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之后，执政党的工作重心要从经济工作转变到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的轨道。短缺的计划经济时代，以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给国家带来一片光明;市场经济时代，政府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只是裁判员，不是运动员。裁判员也只能根据法律来裁判。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客观上形成以经济指标论政绩，刺激地方政府违背经济规律干预市场、政府的公正和诚信缺失，甚至“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等腐败现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此，建立法制社会，把依法治国作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成为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更何况经济发展也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全部内容。通过法律规范政府行为。政府及其部门退出竞性行业，减少或放弃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有利于克服政经不分，有利于建立一个诚信的文明社会，通过弘扬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传统道德，重构适应现代社会文明道德标准和与国际接轨的价值体系。要大胆探索，离不开学习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改革措施。

　　四、看到英国很多人居住在有几十年、几百年历史的庄园、别墅和房子，甚至不容他人践踏一步，保护得很好的田地，我想到英国人长期的稳定平安的生活和中国人的动荡与苦难。领导人的变换，国际国内政治波澜，对英国普通人的生活似乎没有影响。社会给人的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稳定，治安良好。尽管时有游行罢工，但对整个社会影响不大，这一方面归功于政治生活的程序化、制度化和国民素养以及对自由民主的成熟理解，另一方面从二战以后着手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很重要。

　　英国很早就颁布教育法，推行义务教育，他们把教育的目的一方面很实用地定位在“让学生学会获取面包的能力”，另一方面高档次的学校偏重培养学生的优良性格(character)和让人尊敬的品位(taste)。他们极其重视品格道德教育，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养成诚实、服务、可靠、负责的观念。品格教育不是通过抽象的概念灌输，而是通过具体的“游戏运动”(play)来实现。在学校，书本知识的学习不是主要内容，他们认为“运动是第一位，书本是第二位”，运动的目的不仅仅在于体格锻炼，更重要的是为了磨练性格。竞赛的胜利者往往当成学校的英雄受到尊敬，而要达到胜利，就必须在这种竞争性的游戏中长于合作、善于决断、敢于拼搏、持之公正。所以，各个学校都有场地宽阔、设施良好的运动场馆，其重要地位不亚于图书馆和实验室。合作、公正、勇敢、决断、理性的品格和诚实、服务、负责的观念一旦养成，比起书本上的概念、定理、定律对年轻人的成长有意义得多。“It’s unfair”(这不公平!)，这是英国学生像我们骂人一样的严重指责。

　　我想到了前不久国内一所较好小学的网站上学生家长与教师的对话留言：学生家长：最近六年级推荐参加明年数学奥赛的同学参加培训，有的班选择的大多数都是学校教师的小孩，让人感觉不太公平!既然是竞赛，应该采用选拔的方式，起码应该给每个同学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况且这些教师子弟并不是班上最突出的，这是不是教育腐败?一个教师的回复内容：社会上的腐败多如牛毛。你是交通部门的，可以办牌照方便!你是卫生部门的，看病可以不要钱!你是银行的，搞贷款轻而易举!你是……老师的小孩读书这样的基本照顾就说是腐败?!对出自一个教师之口，如此咄咄逼人的“义正词严”，我只能沉默。我想，这样的教育就是给孩子心灵的土壤不断培植“不公平”的野草。当“不公平”成为一种习惯，腐败也就成为一种文化。而文化一旦形成，“独醒”的个人将很难摆脱它的纠缠和羁绊。腐败的土壤让每个人做每件事都首先考虑成为这种“不公平”的执行者，却对自己的受害者地位充满抱怨和谩骂。腐败文化就像“臭豆腐效应”，每人都骂臭甚至臭骂，但每人吃起来却又觉得味道不错!学校正是培养习惯的土壤。我们以考试为导向的书本教育和以抽象说教为主的品格道德教育，易于使学生养成轻视实践、脱离实际、崇尚空谈、好高骛远、易趋极端、难于合作、心理脆弱的性格，品格教育中圣人一样的道德标准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旦碰壁，就觉得此前的一切都是虚妄的谎言而全盘否定。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现这种怪现象，小学生接受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中学生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而大学生、研究生却不得不补习社会公德教育，“搞好寝食卫生”。教育的错位导致人格的错位，对国民性的形成和影响是巨大的。

　　五、再来看看英国福利体系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著名的Beveridge报告指出英国社会存在的五大“怪物”：贫穷、无知、肮脏、失业、疾病。针对这些问题，历届英国政府着手建立社会保险、全民免费教育、提供体面住房、充分就业和免费医疗的福利社会，但这一过程使公共服务机构及政府公共开支急剧增长，货币扩张政策使1976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6%，引起了从工人、教师到医生、警察的全社会广泛罢工。撒切尔政府通过法律限制工会权利，将公共服务机构私有化，遏制了政府开支，采取适度的福利政策保障社会低收入人群生存需要，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推动整个社会由消费享受型向生产建设型转变。

　　我们改革的刀子常常落到原有的社会福利上。如果改革成为消减福利的代名词，改革就会丧失民心。教育、医疗选择产业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的基本公益和福利都变成政府部门营利的垄断产业，人民要这样的政府部门有什么用呢?我国社会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英美，社会保障制度刚刚在城市地区试点建立，远远谈不上健全，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甚至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向城市倾斜的福利政策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差距，可以预料，当社会保障体系在城市建立之时，很可能在城市仅仅养活了一批懒汉，在乡村带来更多不安定因素，同时，“不平则鸣”将使城市社会治安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应当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整体规划，并覆盖到农村地区，对一部分高收入群体增加税收的同时，建立适应中国实际的社会保障体系，争取用一代人的时间，建立起世界最大的福利社会，使人民免于贫困、疾病、饥饿和生存的威胁，让每一个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中国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也是我们对人类发展需要所做出的贡献。

　　从走出伦敦希思诺国际机场，踏上雾气弥漫的英国土地那一刻，我就用全部的心身来感受这个活生生的，而不是无数次从书本上想象的英国。我常常用解剖的眼光，来打量这些具有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语言文化，不同的地理地貌、发展历史和思维方式的人们：这是一个面积和人口与我们一个省相当的国家，这是一个产生了莎士比亚、牛顿、达尔文、亚当·斯密、凯恩斯、霍金等无数巨匠的国度(我们一个省产生了几个世界级的巨匠?)，这是一个长眠着马克思却拒绝他的学说与主义的土地，这是给世界带来工业文明的火种也带来海盗洗劫般苦难的民族。这是一个曾经让世界在她面前颤栗、而今只能紧跟当今霸主狐假虎威的岛国。我希望从它的山水、建筑、文化、历史中发现对自己具有启示意义的方面。

　　有“日不落帝国”之称的英国人口仅5900多万，国土面积24.4万平方公里，比我国的湖北省只大一点点，但由于有很多荒凉的小岛，气候恶劣的高地，因此，自然资源条件在许多方面还不及湖北省。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走上了昔日世界霸主的宝座(它全盛时期的工业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半，统治人口达到自身的20多倍)?即使到今天，他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超过了我们全国的总和。19世纪中叶他们的祖先敲开我国门的时候，我们泱泱大国为什么会遭受那么多的苦难和蹂躏?答案难道仅仅是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失误么?这一政策为什么恰恰产生在中国而不是英国?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为何作为英国文化的直接传承者??美国又走上了今日世界霸主的位置?这些总是常常回荡在我的头脑中。

　　“存在即合理”不一定正确，但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依据，我常常用心观察最平常英国人的思维特点、处世方式和行为规范，试图从更深层将近社会文化和国民性的角度来寻找答案。到学校了解英国人的教书育人;到课堂、观摩他们的训导教化;到公司，参观他们的生产管理;到家庭，感受他们的生活习性。

　　英国教授上课从来不用课本，都以最新杂志上的最新文章作为教材，他们实际到不愿意为一些只稍微过时的知识付出一点时间和精力。我住的公寓每天都有一个年老的白人女清洁工来打扫卫生，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当我们表示愿意帮助她时，她谢绝道：“I am a cleaner, It’ my duty, I can do it.”(我是一个清洁工，这是我的职责，我能把它做好)英国人为自己所拥有的每一份工作并能胜任而自豪。我们一位教师是一家世界著名大公司的高级管理职员，每月收入超过7000镑，给我们讲课只是她的一份零工(这份收入对她来说几乎可忽略不计)，她居住在伯明翰，每次上课都要在高速路上开车一个多小时赶到学校。对我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有些明显超出其教授范围，如联系到政府、司法部门参观，打听火车路线与时刻等，她都不厌其烦、满腔热情地帮助解决。她说：“I do it because I enjoy it.”这种务实、认真与负责的态度，在英国随处可见，让我这受党教育多年的国家干部也深受教益。

　　与他们共同生活，我逐渐发现了一些英国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中值得学习的优良品格，这就是生活严肃、不尚空谈、不求虚名、专心敬业、工作认真、讲求实际、注重行动、诚实可靠、长于合作、不趋极端、遵守法律、容忍异已、崇尚公道、自我约束、重视公共利益。我想到了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而他所没有列举完的那些劣根性，就由我来作些补充吧：面子第一、讲求排场、缺乏公心、崇尚官位、缺乏同情、欺上压下、藐视平等、缺乏诚信，在崇外与排外、市侩的实利与精神的虚名间总是作出偏执和狂热的选择。

　　一、英国是一个成熟的福利社会。现有的基础设施大多完成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很难发现多少生产性的设施和建设工地，产业的“空洞化”现象十分明显。在这里，消费比生产似乎更重要，绝大多数生活产品都是进口物品，占人口总数20%以上的老年人(60岁以上)充斥在城市乡间，使得社会弥漫一种舒适的暮气，英国人对往昔辉煌岁月的留恋强化了一种怀旧心理，他们自豪于保持与欧洲大陆的差异。上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实现了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增长率的提高主要来自出口及消费。特别是布莱尔政府(工党)给英国带来了有史以来最高水平的就业率，加上欧洲大陆的不景气以及单一货币冲击所带来的阵痛，使得英国社会要求远离欧洲大陆的呼声更加高涨。但整体来说，英国人非常善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均势，在一种宽容、民主的气氛中维持一种缓慢的变化，他们不喜欢剧烈的革命，这常常被外人认为是保守或革命的不彻底性，其实他们仅仅是不喜欢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巨大震荡和对社会财富的破坏。

　　相对于法国大革命无数人头落地所引起的社会震荡，谁能说结束英国专制统治而没有流血的“光荣革命”不是更聪明的选择?他们似乎比我们列懂得“中庸之道”所带来的力量平衡。英国福利社会给每个人带来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关怀”，他们没有北欧一些国家用高税收所维持的高福利，但能够保证每个人基本的生存需要。但近年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一些年轻人滋生了不思进取、尽情享乐的坏习气。他们的荒唐、胡闹、颓废有时让人目瞪口呆：大街上、校园里随处可见吸烟、酗酒的少女，我所了解的一个班70%的学生染毒或有吸毒历史，同性恋、未婚先孕极为普遍，36%的人口出生为非婚生子女，10%的母亲为单身母亲，在寒风冷雨中流浪街头的乞讨者在每个城市都时有所见。身处这种环境，我深深感到，中国年轻一代只要积极奋发、努力拼搏，我的祖国是很有希望的。

　　二、在我过去的印象中，英国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正在走下坡路，没有多少生气与活力。确实，如果以游人的目光来英伦大地走马观花一番，往往觉得英国除了环境优美一些之外，在许多方面现代化程度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城市规模不大、建筑古旧、街道狭窄、乡村荒僻。但如果深入了解人们的生活，我们就会发现自身的差距。特别是在政府职能与社会服务方面差距更大。

　　事实上，英国一方面有着雄厚的经济积累，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改革。上世纪初开始的经济地位衰落，常常被经济学家称为“英国病”，其实“英国病”并不是经济停滞，只是增长缓慢而已，其金融服务业、军事工业则一直处于领先水平。并且，他们似乎更好地“落实了科学的发展观”：伦敦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的烟雾腾腾的雾都，人文古迹保护周到细致，满眼青山绿水，乡村草地牛羊悠然自得，田园风光让人赏心悦目。

　　近几年来，这个最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政治体制到行政管理都有很大的改革，在发达国家中英国经济增长速度也跃进居领先地位。英国政府对管理市场经济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将政府角色定位于：推动市场开放和竞争;发展劳动力市场;鼓励投资;保证消费过程中的公平;帮助企业利用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控制垄断、兼并以及反竞争。地方政府的权力甚小，仅仅在教育、社会服务、环境保护方面承担一定的职责。相比较而言，我们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有太多的权利，也承担了太多的义务。政府到底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政府不知道，人民也不知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似乎无所不能，官场干预市场，“公仆”干预“主人”生活。我们虽然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但由于没有多少激励、约束和监督机制，有些政府部门考虑自身利益，常有抵触情绪，雷声大、雨点小，今天转变了，明天又反弹，或者干脆就没有多少具体措施。

　　改革政府机构方面，我们的差距更大。近年，英国政府启动了名为“服务第一”的行动，设定了优质的公共服务所须遵循的原则，建立了明确的服务标准以及便捷的投诉程序，他们对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撤销了“大伦敦区”一级行政机构，公务员的人数已从1976年的75万名降到了今天的46万名，显示了政府控制公务员开支及提高办公效率的方针。相比较来说，我们历次机构改革步子太小，“升官效应”(机构人员越多越容易升格、行政区划变动越多越容易升官)使每一次改革事业来的反而是机构的进一步臃肿(比如地方政府由原来的三级变成了现在的四级，原来的2个地区变成3个地级市，还有所谓副地级市，则更是我们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升官”利益驱动成为机构人员不断扩张的内在张力。行政区划多变，官员队伍庞大，素质低下，腐败盛行，文山会海，见风使舵，欺上瞒下，迎来送往，繁文缛节，扰民不断，效率低下，部门争权夺利，利益层层盘剥，浪费民脂民膏，形式主义风行。机构改革成为“逆淘汰”，太多的庸人充斥机关，真正的精英往往成为“出头鸟”，没有生存的空气与土壤，要么选择离开，要么与平庸看齐，精简变成“减精”。落后的管理体制制约了人员素质的提高和积极性的发挥，反过来，低下的人员素质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落后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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