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天，我在耶鲁大学招生委员会尽了一天义务，3名招生专员、一名校长办公室代表还有我翻阅了宾夕法尼亚东部学生的申请材料。申请材料根据SAT成绩、绩点、课程级别、推荐信的权威程度、特长等评为1～4分不等。得分高的已经被录取了，还有一些学生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被录取——如果他们是国家级运动员或者富裕捐款人的孩子。我们当天的任务是评估那些得分为2的申请材料。

威廉·德莱塞维茨是美国《国家》杂志和《新国和》杂志的编辑，他曾任教于耶鲁大学，出版过著作《杰出的羔羊》。不久前，他再次发表文章抨击美国错误的精英教育，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讨论。

主持人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停用术语评论着每份材料：“装备好”是指成绩单显示申请人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一年级教育”是指候选人父母教育水平最多只有高中水平；“MUSD”是指非常有澳际的音乐人才；“吹嘘”指简历中存在值得怀疑的信息，如果候选人中出现5、6个这样的条目，就希望甚微了。我们听他介绍，适时提问，然后投票决定是否录取。

我们的选择余地非常大，因此只对那些有特殊潜质的学生感兴趣。这些通常会通过个人综述和论文显示出来。那些只提交了个人简历和成绩单的学生会被直接拒绝，因为他们“没有闪光点”、“不是团队的建设者”；附带了9份推荐信的学生则被认为“企图心太强”。

有人将这些在精英学校中读书的超能学生称为“超人”：修双学位、有运动和音乐专长、掌握几种外语、在全球多个地方进行过志愿服务，还有一系列成绩斐然的爱好。成年人和同龄人都对他们怀有敬畏之情。一个在顶级大学教书的朋友曾经让她的学生背诵30行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波普的诗。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她自称“见证了奇迹”。

这些超能年轻人显然是从幼年就开始的竞争中，一路胜出的佼佼者。但根据我和几百名学生交流的情况来看，结果并非如此。我们的精英教育制造了一群聪明的年轻人，但他们焦虑、胆小、容易迷失自我，缺少学术上的好奇心，却拥有强烈的目的性和企图心。他们被包围在澳际感中，迷茫地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可以将自己的工作做好却不知道为何要做。

和今天的许多孩子一样，我当年像梦游一样进入了大学：选择肯接受我的学校中名声最大的那个，在陌生的专业中选择最能将我带往成功的一个。至于接受教育的目的，我根本就不去考虑。在常青藤学校待了24年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随后在耶鲁任教)，我才开始思考这个教育系统对孩子的负面影响。

一个年轻的女孩给我写信讲述她在耶鲁读书的男朋友：上大学前，他多数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和写作。在耶鲁读三年大学后，他变得非常没有安全感，担心很多普通学校学生根本不会操心的事。“只要是听说过的书，他都会读，只有我知道，他只读第一章和最后一章，或者直接看书评。他这么做不是因为没有好奇心，而是因为谈论书籍带来的效益比真正读书更大。”

我教过很多常青藤的年轻人，他们聪明、有头脑、有创造力，与他们谈话很愉快，且获益良多。但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满足于学校教育给他们染上的色彩，很少有人因为某个想法感到兴奋，很少有人将大学教育看作发展学术的机会，只是将其作为一时的投资。

如今的入学标准是如此严格，以至于进入常青藤大学的学生都是从未经历过失败的人。“无法成功”这个想法让他们害怕和失去方向。由于没有给自己留出犯错的空间，他们希望从根本上杜绝犯错误的可能。一个女生曾经对我说，她很想仔细思考自己所读专业的澳际，但是她没有时间。我建议她不要把时间花在保证每门课都拿A上，她看我的眼神就像我刚刚爆了粗口一样。

而那些希望接受真正教育的孩子，则被看作怪胎。一个学生告诉我，她的朋友从耶鲁退学，因为学校“令灵魂窒息”。

精英学校自吹教会学生思考，但他们只是训练学生掌握职场成功所需要的分析和归纳方法。一切都是技术性的，全部都用技术性的标准来衡量。

人们常说，“哈佛培养的是领导者。”想成为有成就的学生就要不断将自己看作未来社会的领袖。但是学校并不打算让学生们成为真正的高层领袖，法律公司的合伙人或者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就足够好了，对于管理精英学校的人来说，这就是领袖的全部含义。

最讽刺的是，这些精英学生被告知他们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他们多数人都进入相似的行业。2010年，顶尖学校三分之一的毕业生进入了金融和咨询公司。哈佛、康奈尔和普林斯顿的毕业生几乎没有人进入神职、军队、政治选举甚至是学术研究领域。像扎克伯格一样中途退学被认为是光荣的事，而顺利毕业当一名社工却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

“华尔街已经弄明白，大学制造了一群非常聪明却极度困惑的人。他们有充足的脑力，惊人的工作伦理，但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记者以斯拉·克莱因说。

精英学校的学生认为朋友中有人来自密苏里州、有人来自巴基斯坦，有人玩大提琴，有人玩曲棍球就说明受教育人群的多样性了，却没有想到这些人的父母都是医生或者银行家。

这个体系非常不公平，工人阶级和草根白人的子女几乎无法通过现在的录取制度进入常青藤联盟的大学。2006年，只有15%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

学费只是原因之一，培养符合常青藤入学要求的“超能”学生的高昂成本才是问题的关键。富裕的家庭从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开始用金钱为他们的未来铺路：音乐课、运动器材、国外旅行，私利学校的学费。SAT本应该考验学生的潜能，如今只是考验了家长[微博]的收入。对于那些在郊区豪宅中长大的孩子来说，是否上常青藤学校并不是问题，问题只是上哪一所而已。

在排名前20的大学中，90%的新生是高中时排名前10%的学生。正是因为这些学生的存在，我不希望年轻人进入常青藤或类似的精英大学，那些普通学校的学生通常更加有趣、更加好奇、更加开放、并且没有那么愿意竞争。

除了申请制度，我们还需要更深层的改革。美国大学应该重新思考美德和优秀的含义。如果学校想要训练出更加优秀的领袖，就应该思考哪些品质是必须的。

常青藤联盟的存在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将培养未来的领袖与一系列的特权联系起来。无论他们如何宣称为公共利益服务，他们首先关注自己的利益。

我曾经认为每个学生都应该公平地获得进入常青藤读书的机会。现在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任何人都不需要常青藤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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