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主任黄煜教授带学生来英国学习考察。他当年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获得传媒博士学位。重回伦敦，黄教授有什么感想?在英国的学习对他有哪些帮助?

　　黄煜教授当年是怎么想要来到英国读传媒博士的呢?

　　原来，中国早期的开放政策，派留学生主要集中在理工和医学领域，很少有文科的名额。

　　1987年香港船王包玉刚设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刚好有文科的名额，黄教授幸运地于1988考取来到英国读书。

　　可以想象，那个年代来英国留学跟如今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强烈反差

　　黄教授表示，当年中国大陆在英国读书的有大约三千人，其中90%以上的人是公费留学，因为那个时候很少有家庭能够负担得起自费留学。

　　其次，他觉得，当时中国人对外界的了解非常的有限，虽然大家也会学英语、收听BBC的广播，但是并不是直观的了解。

　　与此同时，那时候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比较落后，所以到英国之后有很大的反差，非常不适应。

　　黄教授说，还有文化和教学方式上也非常不适应。他解释，自己在中国所接受的教育还是传统的老师在黑板上写，考试前学生们就背一背题。

　　而在英国，学生要做报告、项目，还要举行小型的研究会(seminar)，还有很多课堂上的参与，这些都跟以前接触到的非常不同。

　　他说，英国大学的学期非常的短，比中国要短三分之一左右，感觉没怎么学习就放假了，而且，当然还有很多专业课上的挑战。

　　工作挑战

　　黄煜教授在威斯敏斯特大学攻读传媒博士学位的五年期间，有大约一年的时间是准备论文答辩等事宜，所以，这期间，他在英国找了一些传媒方面的工作。

　　提到当时这些工作，黄教授不无感慨。他感觉，自己当年在英国的时间不够久、对英国社会的了解不是很深，因此很难打入这里的主流媒体。

　　他说，在语言、文化的体验、在英国的工作经验等各方面自己的“得分”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进入BBC电视台或者几大报纸这样的主流媒体是不太可能的。

　　另外，经验告诉他，英国的传媒行业比较注重实际业务，而博士课程对理论和方法上的训练比较多，很难在短时间内跟工作接轨。

　　因此，黄教授找到了英国的一些中文媒体—包括报纸和电视台—以及英国人与华人合办的双语媒体的工作。

　　后来，他去应聘了香港浸会大学的教职，开始了教学生涯。

　　收获与优势

　　黄教授在香港浸会大学的学生们基本上都是香港本地和中国大陆的学生。那么，在英国学到的传媒知识对这些学生有多大的用处呢?

　　他认为，用处很大，因为香港的教学体制，包括课程安排、教学大纲安排跟英国几乎是一样的，就不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另外，香港因为是华人社会，对中文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像黄教授这样有双语背景的人大有用武之地。

　　他还说，在英国学到的主要是学术上的训练，传播学理论等等，而这些已经是香港以及中国大陆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基本课程。

　　他感觉，英国在传媒方面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英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训练令他收获颇丰，去香港教书以来觉得自己有很大的优势。

　　创意产业

　　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又带学生回到英国，黄教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黄教授觉得英国的变化还是蛮大的，看起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乃至国际学生在这里求学，这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他也了解到英国大学的教学与研究经费近年呈现出紧张的局面，所以能否保证高水平的教学质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黄教授说，英国这几年一直在提倡“文化创意”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也传播到了香港和世界上其它国家。

　　他表示，其实真正要做的是从文化、设计以及传媒方面把社会搞得更加有活力。

　　黄煜教授非常佩服这个提法，认为，英国人发明了这个概念并将其转化成一个产业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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