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恩商学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新任院长彼得•布莱尔•亨利(Peter Blair Henry)坦言，从加利福尼亚搬到曼哈顿，他会难以适应的一件事就是气候。

　　但这位出生于牙买加的学者接着解释说：“18纬度以外的所有地方对我而言都很冷。”不过，如果说亨利教授的“牙买加移民”之根是他觉得寒冷的原因，那么，这个根基同样也塑造了他的视野——坚定的国际化视野。

　　亨利表示：“因为我来自牙买加这样一个开放而小型的经济体，所以，我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有切身的体会。”他于今年1月接任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斯特恩商学院院长一职。

　　“我过去十二年的研究都和新兴经济体的政策有关——事实上，新兴经济体现在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

　　粗扫一下他最近出版的作品目录，就能对这个研究主题有一些认识——文章涉及的话题从全球金融不稳定、新兴市场的金融业开放、到债务豁免或救助是否能更好地服务于穷国一一不等。

　　亨利上一个职位是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担任国际经济学教授兼全球商业经济中心(Center for Global Business and the Economy)副主任。这也反映了他工作与兴趣的国际化视角。

　　除此之外，他还有机会将自己的知识与经验运用在一些政府咨询工作中。他曾担任加勒比海地区与非洲央行行长的经济顾问，最近，还曾加入奥巴马的过渡团队，负责审查世界银行(World Bank)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性贷款机构。

　　亨利加入斯特恩之前，其前任托马斯•库利(Thomas Cooley)完成了将该学院打造成研究导向型机构的工作。他的加入，还与斯特恩商学院试图拓展传统的金融专长，将更广泛经济中的发展纳入其中的策略相符。

　　库利表示：“他将带来一个对斯特恩而言更为全球化的新关注点。他会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库利是宏观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教授。

　　这当中包括体育专长。上世纪90年代在牛津(Oxford)担任罗德学者(Rhodes Scholar)期间，亨利曾获得过篮球的“全蓝奖(Full Blue)”;在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教堂山分校(Chapel Hill)时，他曾进入1991年扣篮大赛的决赛。

　　但如果这位新院长能够用其敏捷的射篮愉悦观众，他似乎也同样可能获得MBA学生的欢迎。如今，MBA学生竭力要求增加一些课程内容，包括商业在减轻世界贫困上的作用，以及全球化如何可以让穷国受益——而这些正是亨利教授长期以来一直从事的研究课题。

　　“商业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体制之一，能够创造财富与机遇、帮助推动人们走出贫困。当你以这种方式来思考商业，商业就不会与发展政策不相干了。”

　　这种思考方式的相关性已经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凸显出来，后者暴露出世界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日渐增强。亨利表示：“全球商业正处于一个极其有趣的时期。资本主义已经遭到质疑，每个国家都想知道向前发展的最佳路径。”

　　他辩称，管理教育机构可以在回答这些问题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帮助推动企业、发展机构与政府决策者开展讨论。“商学院需要处于这些活动的最前线，”亨利说。

　　他还认为，对于企业界人士、政府公职人员或全球发展社区成员之间界线的日益模糊，商学院应该有所反映。“我们应该考虑招收更多有志成为决策者的学生，”亨利表示。

　　与其前任一样，这位新院长也认为，商学院应该发挥评论员的作用。在这方面，斯特恩已经确立了重要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该院经济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的著名评论。

　　亨利想进一步发展这一策略。他说：“某种程度上讲，商学院对这类谈话的参与一直极其有限。我想看到斯特恩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成为企业、政府、社会对话的国际中心与集会地。”

　　他的第一个人员任命就凸显了这一策略。诺贝尔奖得主、目前担任斯坦福大学管理学教授的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将于今年9月加入斯特恩的教职队伍。斯宾塞还是增长与发展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的主席，该委员会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减贫。

　　亨利的父母都是科学家，这位院长表示，他继承了用公正客观的眼光看待事实的能力——他相信，这个能力将使他成为捍卫这项使命的合适人选。

　　此外，在四个孩子中排行老三的亨利相信，他是天生的调解人。“我一般不容易生气，且很容易原谅别人，在作决定前会搜集信息。所以，不管决定多么有争议，我通常的做法是，穿上白色的实验服、戴上手套，去研究证据，权衡各方观点，看哪个说得通。”

　　但他承认，从“一名学者的平静生活”，过渡到一家领先商学院的院长，将带来挑战，尤其是对于一名研究人员而言。作为研究人员，一篇论文、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中某个章节的所有细节都都是他的职责所在。

　　“作为院长一切责任都由我承担，但你必须将大量控制权下放，因为你必须依赖很多人。所以，对于我来说，挑战是采取更为宏观的方法来处理事情，并减少对细节的参与。”

　　此外，迁往纽约意味着，他和他的妻子以及四个孩子将要改变生活方式。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知道，生活充满了权衡。而我们用一座漂亮的后院与阳光换来的是曼哈顿令人振奋的学术活动……我们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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