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管理宗师Drucker在一篇文章中探讨了68届毕业生的生涯发展情况。他写道：68届毕业生，在校园内参加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的学生，和在芝加哥民主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上街抗议的学生；现在已变成所有学生中最亲近于企业的。他们标志着美国MBA学位迅速走红的开始。他们毕业十年之后开始进入领导职位，比之前的前辈发展迅速得多。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雄心勃勃，要尽快爬到最高层(因为身后还有更多的人);认为组织是自己实现理想的工具，而不是应当付出忠诚的对象;现实主义或者怀疑主义的心理，认为没有加薪的提升什么都不是;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管理层是专业化和理性的，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这在以往是闻所未闻的。

　　职业生涯跟踪研究是费时而未必讨好的工作。坊间的名著之一是哈佛教授John P. Kotter的《The New Rules (新规则)》，是对哈佛商学院1975届毕业生的研究所得。我不敢企望自己和大师比肩，不过我确实有个他们都缺少的优势。我自己就是目前正当十年的99届MBA毕业生，和我要研究的对象是同学关系，这样的共同经历让我可以轻易地拨打他们电话而不必担心被婉拒。事实上那些被投资专案不甚其扰的同学，也许很乐意有人跟他们谈谈轻松的话题呢。初步定性研究的结果已经很有意思。

　　一、Drucker提到68届毕业生大多在“硬”领域，比如金融，经济分析，市场等，而很少涉足“软”领域，比如(很不幸地是我的专业)人事部门。我们亲爱的同学们也不例外，初步估算从事“软”领域的不到百分之十。

　　二、由于母校中外合作办学的特点，大多数人还是在外资背景企业，在本土民营企业的极少见。

　　三、和目前学院有三分之一的外国学生不同，当年我们除了两位港台同胞，都是土生中国人。现在移民海外的同学不少了，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更自精彩。这也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趋势吧。

　　最有趣，也最有研究价值的，当然是按生涯发展的成就看，具体说有几个特点：

　　一、一群在投资领域出人头地，好像传统投行，风投公司，私募基金，99年毕业时正是该产业在大陆方兴未艾之际，我的同学们也算正当其时，国内出名的那若干家(某金，某银，某星，某杉等)都有同学们的身影，他们都成了行内达人，名字见诸报端或者(更IN的)新媒体频率相当高，无疑这也是Kotter教授提到的新规则：Wheel and deal if you can，经济转型进行时的中国正是“交易”的最佳地点。这是春风得意的群体，面临的挑战更多是如何获取更多的休闲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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