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夫妇去世时曾留下遗嘱，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卖地，所以，今天的斯坦福大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维持着当初“农场”的原貌。校园横跨6个行政区，49英里公路，4.3万多棵树。虽然校园用地日趋紧张，但2/3的土地仍然保持开放。我们来到斯坦福，正处在夏季与秋季之间的假期，偌大的校园更显得空空荡荡。走累了，随处都能遇到一处小树林，在树下的长椅上长长地睡上一觉。

　　哈佛大学的学生报纸《the Crimson》曾经刊登一篇文章，谈到斯坦福的崛起以及对东部常青藤大学构成的挑战。文中引用了爱德华·费斯克(Edward Fiske，《Fiske Guide to College》的作者)的观察：美国东岸大学是按照英国大学的模型建立起来的——一个自成格局的象牙塔，而斯坦福开放式的校园是向外的，它对于科技、工程的崇尚，对传统束缚的拒绝，都反映了典型的美国价值。“斯坦福是第一所伟大的美国大学。”他说。

　　更确切地说，这应该是西岸特有的精神气质。加州一直是狂野的西部，梦想家的乐园。来到这里的人，血液里多多少少都有点冒险的基因，不可救药的乐观。

　　“在这里，无论学生，还是教授都想着，怎么以最小的资源获取对于这个世界最大的影响力。”阙宗仰告诉我，“个人的力量也许很小，但你可以尽量把它放大。雅虎、Google、苹果……都是一两个人，但具备了影响了全世界的能力。这不仅是斯坦福，也是整个硅谷给人的感觉。”

　　半年前，28岁的阙宗仰(William Chueh)刚刚拿到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就被斯坦福工学院聘为材料系的助理教授。上周，他和SLAC首席科学家沈志勋、纳米之父保罗(Paul Alivisatos)一起吃晚餐，他说“我听他们晚餐之间的谈话。他们所谈之事的远见，是我所无法想象的”。

　　沈志勋问了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William，20年后，我们要怎么处理大型的计算问题?现在做基因的计算，需要大型的电脑设备，要有几千台几万台电脑连在一起。会不会像Google一样，云端?是不是我们所有的基因实验都在云端计算?”

　　保罗问了另一个让他很震惊的问题：“瑞士正在做超级对撞机，寻找希格斯玻色子，那是花费几百亿欧元做的实验。William，你能不能想到一个方法，用1%的成本，在旧金山做这个实验?”

　　阙宗仰的研究方向是大型能源转换与储存。“世界上一共有三种能源：太阳能、化学能、电能。除了核能之外，太阳是唯一能解决地球能源问题的。太阳一天的能量就能供地球用一年，问题在于没办法储存。电池的价格、能量密度太低，支持一辆车也许可以，但一个家庭、一个办公室，甚至一个城市怎么办?”

　　他们的想法就是先把太阳能转化成化学能量，比如氢、甲烷、乙醇、丙烷，可以大规模储存和运输，比如在撒哈拉沙漠把太阳能存成化学能，然后运到芝加哥，或者东京。但就日常使用而言，化学能量还是得转换成电能，所以他们要研发燃料电池，能很高效率地把化学能再变回电能。“我们希望做的比引擎还要小，但就像一个黑盒子的发电厂。进来是乙醇，出来是电，里面的运作决定了效率和污染程度。”

　　“如果你要影响全球规模的能源转换，不能只是一个手机一个手机地解决，而是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转换。所以我们想研究的，是大型的能源转换的东西，不是一瓦两瓦，而是兆瓦。”

　　“我们的研究90%是要失败了，但一旦成功了，就必须具有影响全球的能力。”

　　“如果你问一个问题：你想要影响什么?在加州理工，你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是：我想影响物理、数学或者化学。但在斯坦福，最有野心的回答是：我想要影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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