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7-20 250阅读
在美国,除了学而优则仕,还有商而优则仕……如南怀瑾所言,美国,也有他们的“世家”。美国精英的发迹途径,在克林顿、奥巴马、基辛格等人代表的个人奋斗之路外,也存在大量“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现象。
美国频频出现的政治世家门第,与巨富世家常常很快没落形成相当的反差。这说明,在美国政治地位的延续与财富的继承有相当的区别,财产不是保持精英地位的充分条件——美国上层社会还是具有将大部分个人资产回馈社会的优秀传统。
精英教育世袭是根本
中国常熟翁家,从满清到民国出了两代帝师、两名状元、四世公卿和其他社会名流,特别是有成为两朝帝师的状元翁同龢。道光十五年,入值上书房、授国子监祭酒和奉天学政的翁心存在督促儿子翁同龢读书的家信中,披露了这一累世荣耀的关键:“富贵不足保,惟诗书忠厚之泽可及于无穷。”
美国上流阶级的家庭教育哲学,与这一教育思想几乎平行,可以归纳为:“富贵不足保,惟名校精英教育之泽可及于无穷。”确切地讲,美国精英阶层有一个重要共识,即留给子女的最好遗产不是金钱,而是精英教育。换言之,世袭政治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原因,是精英教育的世袭。
不仅布什父子总统都毕业于耶鲁大学,从“老太爷”布什参议员,到小布什总统的女儿,布什家族是延续了至少四代的耶鲁校友。前副总统戈尔夫妇,四个子女全都是哈佛大学毕业;按照低于十分之一的哈佛大学平均录取率计算,这该是“万年一遇”的现象。耶鲁校友克林顿夫妇新近结婚的掌上明珠切尔西,则是西海岸的“常春藤”名校斯坦福大学毕业;“驸马爷”华尔街高盛集团银行家马克·梅兹文斯基不仅是前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公子,更是切尔西的斯坦福大学同窗。
《华尔街日报》曾指出,世家子弟“削尖脑袋”也要挤进常春藤名校,为的是延续经济和文化上的上流地位。政治世家门第的出现和延续,是这一教育投资的重要回报。其结果按照《纽约时报》中右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的诙谐说法,造成美国的党争,无非是常春藤毕业的共和党籍MBA,和同是常春藤毕业的民主党籍博士之间的权力轮换。
“商而优则仕”固然是美国政界的长期传统,走此道路的著名人物包括越战时代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哈佛商学院MBA、福特汽车公司首任非福特家族总裁)。而近年来,这一模式还有更上层楼的趋势。这反映了两大社会因素。首先,美国名校学生精英虽然不乏理想主义,但远比越战时代的激进前辈现实理智,并认同比尔·盖茨先发大财再改造世界的成功模式。其次,美国竞选费用高涨,而保守派主导的最高法院新近却投票裁决,废止旨在制约金权的政治献金限额法律,进一步刺激了商界大老自费竞选公职的趋势。
美国共和党的两员女将在中期选举中脱颖而出。她们背后彰显的价值在于“商而优则仕”。这正是美国社会结构过去几十年来发生深刻变化的内容之一。
“商而优则仕”的政坛新星
这便是共和党籍加州州长候选人、网上拍卖公司电子湾(eBay)的前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以及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候选人、惠普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卡莉·费奥里娜(Carly Fiorina)。
这两位女将的最大特征在于,都是美国“创意经济”的佼佼者,不仅没有石油和华尔街金融业的道德包袱和负面形象,而且还是民主党偏向的硅谷高科技工业中不多的共和党代表。她们不仅有助于纠正共和党的传统弱项──女性选民,更可以炫耀在新经济挑战下成功创造个人和社会财富的从商经历。无怪《华尔街日报》社论表扬她们的脱颖而出,代表了美国右翼的“一场政治输血”。
两位女强人都是名牌大学出身:惠特曼是普林斯顿,费奥里娜是斯坦福;两人的家世都属于父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惠特曼的父亲是纽约长岛的贷款商,母亲是中美缓和之后首批访华的妇女代表团成员;费奥里娜的父亲是法学院教授(后来成为联邦法官),母亲是个画家。这样的家庭背景,日益成为常春藤名校注重的招生对象,正是在于早期家庭教育和工作伦理,使得其子女毕业后的社会成功机会明显超过权贵世家子弟。
她们俩本科毕业后,又分别进入其他名校的商学院深造。惠特曼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MBA;费奥里娜在马里兰大学MBA之外,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IT)管理科学硕士。两人下海之后“商途”一帆风顺。费奥里娜在美国电话公司(AT&T)从管理实习生一路升到主管硬件和系统的副总裁,然后担任AT&T分划出来的朗讯公司的全球业务服务总裁,最后被惠普公司聘为首席执行官,是财富20强公司中首位女性CEO。费奥里娜上任后决策收购康柏(Compaq)公司,组成按台数计算的全球第一大电脑制造商。
惠特曼则从宝洁公司品牌助理干起,以后多次跳槽,包括担任前共和党籍麻州州长兼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掌管的贝恩(Bain)公司和迪斯尼公司的副总裁,以及占近乎垄断地位的全球鲜花递送公司FTD的首席执行官。1998年,惠特曼受聘为当时只有19名员工的eBay公司CEO。10年后,eBay成为拥有员工1.5万名、年收入80亿美元的全球最大网络拍卖行。
要有选票必须先有支票
这两位女强人都崛起于商海,固然大部分在于她们本身的能力,但名牌学位和因之形成的高层校友人脉无疑起了重大作用。例如,惠特曼进入贝恩公司并且升到资深副总裁,与公司元老罗姆尼是哈佛商学院校友直接有关。她后来投桃报李,出任过罗姆尼竞选总统的财务主席。另外,美国高科技工业的发展,与风险基金、上市策划、公司购并筹款等等至关重要,而后者正是华尔街多如过江之鲫的常春藤名校校友大展拳脚的场所。
其他不说,费奥里娜赢得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便靠了在最后紧要关头投入数百万美元个人资金购买政治广告。而惠特曼在初选中投入7000多万美元的个人资金,并且准备为正式的州长选举再花费1. 5亿美元。
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美国经济向后工业化社会的历史性演变,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不断衰微,服务业和新兴高科技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从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说,美国已经明显从制造业经济演变为“知识经济”,或者是《华尔街日报》新近的说法:“创意经济(idea-driven economy)”。
不仅只是华尔街创造各种泡沫投资“新手段”赚得盆满钵满、闯下大祸却要纳税人买单的金融大鳄,美国社会的“实体型”财富新贵也明显展示这样的“创意型”现实:微软、谷歌、雅虎、亚马逊、脸书等新兴跨国公司的创始人,比比皆是美国最新一代的亿万富翁。
无论是华尔街还是硅谷,这些财富新贵大都可说“白手起家”,但加深了美国上层社会的一个传统特色──他们无不具有常春藤精英教育背景,以及因此带来的有形和无形的社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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