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时代挑战的大学新闻教育

　　――专访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系主任帕克斯教授

　　麦克·帕克斯(Michael Parks)教授是美国南加利福利亚大学新闻系系主任。[i] 前不久，在洛杉矶南加大校园中他那间半壁皆书的大办公室内，麦克应约接受了我的专访。我们的谈话围绕着他当年怎样做记者，现在如何培育新闻专业学生，以及他如何引领一个享誉全美的新闻传播院系更上层楼等问题自由展开，一直持续了约两个小时。

　　从资深记者到大学教授

　　帕克斯教授今年63岁。在来南加大任教之前，曾是资深的职业新闻工作者。早年在加拿大温莎大学(University of Windsor)读书时，他就在美加边界另一侧的美国底特律市的《底特律新闻报》(Detroit News)做通稿记者。获得古典语言学和英语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成为“时代-生活”新闻社(Time-Life News Service)派驻纽约的记者。再后，他参与创办纽约长岛的《萨福克太阳报》(Suffolk Sun)，任该报本地新闻副主编。《太阳报》的日发行量一度达到12万份。

　　1968年，他转入著名的《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首次作为驻外记者被派往西贡，报道越战。此后十几年，他分别在北京、莫斯科、香港、约翰内斯堡和耶路撒冷等重要地点担任驻外记者，目击和报道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

　　麦克1980年进入《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1987年因 “平衡而全面”地报道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荣获当年的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1997至2000年，他出任《洛杉矶时报》总编辑;在这期间，该报再获4项普利策新闻奖项。2000年，他成为南加大的新闻学教授，代理新闻系主任;200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一直至今。今天，南加大的新闻教育轻松跻身全美前五名的行列。问及他多年来在不同岗位上接连取得成绩的要诀，他答说：关键要不断树立新的前景目标。

　　新闻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2007年公布的一项全美新闻工作者情况调查报告显示：70年代初，将近60%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具有大学学历，其中34%是新闻专业毕业;到2002年，89%具有大学学历，其中36%新闻专业毕业;如果将广播电视、通讯、大众传媒和其他传播学专业计算在内，这一比例将上升到50%;而在其他专业背景的现职新闻工作者中间，绝大部分的人在大学期间有校报校刊或其他传媒的实践经历。

　　帕克斯教授的新闻生涯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和当年所有业界新手差不多，他从报道本地失火事件、罪案消息、地方政府决定等开始，进而逐步接触和报道复杂问题。刚到《底特律新闻》时，正是美国新闻行业开始重视大学学历资格的时候。和他同进报社的八名大学生，只有两个人是新闻专业出身。麦克说，假如一家新闻机构现在雇八个人，其中大概至少会有六人是新闻专业毕业生;原因是今天的新入行者已经不能再在职业岗位上完成他们最初的新闻专业教育或者培训过程，这一职能现在已经被大学接过去了。

　　在今天的美国，大学新闻教育背景已经成了新入行求职者的主流资质。这表明大学和业界存在着某种专业匹配关系，也与中国的现实情况构成某种对比。接下来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大学新闻教育的定位。

　　“大学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定在什么地方?我的回答是：应该定在改进和提升整个社会的新闻工作水准上，使全社会因有高水平的新闻服务而受益。新闻教育的关注要聚焦在这一点上，否则教育者不知道为什么而教育，也不知道怎样教育。我们当然要教授知识和技能，要教学生如何写出合格的新闻稿，要教学生制作达到播出标准的晚间电视新闻片;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学生认识新闻工作对社会的责任和价值”。

　　麦克说，南加大的新闻教育着眼真实社会环境中的新闻实践和运行，所聘教师都有深厚的新闻专业成就和特长。他尤其强调新闻道德教育的重要性，经常提醒学生注意五点原则：事实(factual)，准确(accurate)，真实(truthful)、公允(fair)、同情(compassionate)，以帮助学生抵制庸俗化新闻、娱乐化新闻以及虚假报道等社会不良干扰。他说，上述不良偏向在过去10年中已经变得相当明显。为此，专业精神、专业道德和专业原则的讨论，在新闻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中都是一再强调和贯穿始终的。

　　如何提升新闻教育的竞争力

　　帕克斯教授说，这需要首先了解美国新闻教育的内容结构。美国几乎所有正规的新闻院系都规定，新闻专业学生的大部分课程必须覆盖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广阔领域，新闻专业课程只占三分之一的份额。以南加大新闻学本科为例。若想获得新闻学学士，学生必须修完128个学分，其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必须选学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课程。这是学院和大学学位委员会决不动摇和绝不妥协的要求。如果学生达不到这样的标准，是拿不到学位的。南加大新闻本科毕业学生直接被媒介机构录用的就业率能达到70%，就是因为他们不仅有充分的专业培养，也受到丰富的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教育，这是其他非新闻专业学生通常不具备的综合优势;除非其他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有过办报纸和参与其他媒体工作的经历。举例说，耶鲁大学没有新闻系，但是耶鲁有很有水准的校园报纸。有的耶鲁学生在学校的校报工作，获得经验，也可以有很强的就业竞争力。假如新闻系学生有一天在媒体行业中的整体竞争力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那就说明新闻专业教学和课程结构出了毛病。

　　在翻阅学院的教学文件时，发现帕克斯有一句话经常被引用：“杰出的新闻服务体现在优秀的新闻报道上，而文笔决定着报道的传播质量”。麦克是文字记者出身，当然会非常重视学生笔头能力的训练。然而，在电视和网络传媒大行其道的今天，文字写作的重要性还像当年那样重要吗?

　　“写作能力今天依然非常重要，在美国的纸媒机构，人们依然高度重视它。事实上，广播、电视传播也需要好的写作，需要为耳朵和眼睛而写;如果写的不好，人们听起来或看起来，也会感到不对头”。

　　“写作的第一要诀不是文字，而是清晰的思维。写什么，如何写清楚;篇幅要多长，播音时长几分几秒，你想要传递什么讯息，能否换种方式写得更好，等等。这些都需要仔细想清楚。现在网络博客普及了，有图片，有音视频，写作的呈现样式有所不同。不过，博客依然要构思，要组织思绪和观点。写作训练不仅本身十分重要，它还是一个思维提升过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促进和提升你的思维能力和传播能力。所以，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训练学生写作，远在学生学习如何报道之前。”

　　谈到如何培养高质量的学生时，帕克斯几次提到他对新闻工作的体会和认识。他说，新闻工作也许并非适合所有的人;因为新闻不只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召唤。他认为，那些对新闻工作充满热情、时时关注社会和公众、永远用力争上游的人，才有可能经过长期的努力，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一点成绩。新闻记者仅只做到够格，是远远不合格的。

　　他说，过去作记者时，每天起床时，想到今天又能碰到新问题，能见到新的人，碰到新的事物，内心就感到兴奋和振作。“你可以说这是好奇，而我认为这是一种渴望学习的冲动。新闻工作每天遇到的事情都不一样，而每天以同样的方式来应对，显然是不够的，也是不对的。每遇工作，我都问自己，我打算做什么，我想说什么，我想怎么说;我昨天已经处理过类似的情况，今天有没有新的变化的可能，可否做得不同或更好?如果你自己能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写出比较好的报道”。帕克斯教授的这番体会表达了他对新闻工作的专业心态、专业责任和社会角色等问题的看法，也是他领导南加大新闻教学运行的基本价值观。

　　专业型和研究型新闻院系的区别

　　“我没有博士学位。没有。”他说，美国有两类新闻院系，一类是专业型院系，如南加大。全美大约有420家四年制新闻院系，其中120家具有研究生教育资格，估计这120家中大约有15-20家属于专业型院系，它们主要由新闻专业人士担任教学，由具有丰富新闻实践经历和成就的人士主持领导。这样的领导人往往没有学术研究的背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学院院长是专业出身，没有博士学位;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没有博士学位;加大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生院的院长一直没能完成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而且他的领域是中国研究，不是新闻传播;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的新闻系主任是专业人士，没有学术研究背景，也没有博士学位。另外一类是学术型院系，由学术型人士领导和主持，他们拥有研究背景和博士学位，但通常没有专业实践经历。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麦尔斯(Mills)是个例外。他曾任《巴尔的摩太阳报.》驻莫斯科的记者，后在伊利诺斯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美国现在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新闻院系的领导由具有博士学位的学者来担任。哪种类型更好?很难说，但它们显然不同”。

　　专业型新闻院系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它们往往是全美最顶尖和最著名的优秀院系。前不久，卡内基基金会在全美挑选五家顶级院系做新闻教学研究试点单位，入选的有哥伦比亚、南加大、伯克利，西北大学、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非新闻专业)，后又追加了马里兰大学、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等其他五家。

　　专业型院系的师资构成及新师资的补充，大力度地向有经验有成就的新闻专业人士倾斜。帕克斯近年一直在招录具有丰富业界经验的人士加入教师队伍，同时也少量吸收在学术和专业方面都有突出成果的人士。帕克斯说，许多学者、博士也可以教得好，但是他们的弱点是不能把实际经验带给学生，他们回答学生的问题，要依赖别人的经验。对于实践性现场性很强的新闻教学来说，这是缺陷。他说，他理解中国为了提高高校教学水平，规定新教师都须有博士学位的做法，美国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大学可以自行决定录用和考核教师的标准。南加大规定专业成就、学术研究成果或者两者的结合，都可以作为教师取得终身教职资格的依据。他说，就像医学院的教师同时又是医生一样，我们希望有专业成就的教师争取获得学位，学术背景的教师能进入实务界，获得一手专业经验，但有时两者难以兼得。

　　“南加大的独特优势是，安能伯格学院的架构使我们受益。在同一个屋檐下，既有专业型的新闻系，还有一个在全美传播学研究领域居领先地位的学术研究型的传播系;两者得到很好的互补和交流。我们彼此一直相互合作，我想未来应该加强和加深这种互补合作”。

　　面对新科技和全球化的冲击

　　新科技和全球化，是帕克斯教授非常感兴趣的两个话题。对于科技挑战，“我们不能完全洞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但是有三点可供参考的应对原则。1，要让学生知道科技总在变化更新。肯定的说，在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至少要经历好几次大变动。2，要给予学生现今入行所需要的基本科技技能，也就是要满足和适应社会和市场的要求。现实地说，目前的新闻专业学生应该具备跨媒体平台工作的能力。3，新闻工作的基本价值观应当强调和坚持，如前面所说的五原则，还要强调新闻道德的重要性、新闻工作的社会职责。这些都是面对变化时非常重要的支撑，否则未来就有可能滑向商业化、庸俗化，最终导致诸如扭曲、杜撰、造假等一系列丑恶现象的发生”。他认为，如果学生知道科技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就有了接受新挑战的心理准备。现在，一些新闻工作者总想抓住过去的方式不放，但事实是，变化已经实实在在地来到了。

　　帕克斯说，全球化首先对人们原有的思维方式产生冲击。沃尔玛对中国的影响巨大，波音把许多工作放到中国，美国担心进口的中国食品的质量，其实中国也关心自身的食品安全。这些都需要报道和反映，都需要以公允和平衡的方式来关注和呈现。例如，这些变化有什么意义?如何认识它们，如何应对?

　　“现在从爱尔兰的都柏林乘飞机向东飞，六小时后大概就出了欧洲了，其间也许跨越了六至九个语言区”。麦克能说流利的俄语，也懂些汉语。但是，“美国学生很少掌握外语，绝大多数生活在单语环境中;学生在学校学外语，但讨厌外语。我们是超级大国的公民，常以此心态来看自己看别人。这些都对从事新闻工作有害。这种心理造成不愿和不去接触和观察，也不愿意改变自我。但是，我们的周围却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一个问题”。“我在《洛杉矶时报》时经常提示同事注意：凡在墨西哥发生的事情，都将对加利福尼亚产生影响;反之，加州发生的任何事情，也都会作用于墨西哥”。

　　“有人说，21世纪的挑战是认识和理解他人。我认为，21世纪对新闻工作者的挑战是，不但要认识和理解他人，还要为公众提供解释。我们学院在这方面的做法是，提供机会让研究生到香港、伦敦、南非、布鲁塞尔、上海等地访问实习十天或两个星期，亲身当一回‘他人’，置身于‘他人’中间。我想，这会有不少帮助。未来还考虑让本科学生到国外上一个学期的课，比如到伦敦城市大学。美国应该对全球化的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

　　关于中国

　　“新闻工作在各个国家都是重要的行业，但在目前的中国，更是一个令人兴奋、极具挑战的工作，因为中国发展和变化得太快。在这种环境中做记者，为公众提供新闻和信息服务，是巨大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我可以想象那些非常激动人心的情景，也能想象得出中国记者所遇到的各种麻烦，各种工作和体制上的困难。但是，机会远远多于麻烦”。

　　“我本人非常赞同基于解决问题的调查性新闻报道，不是只顾揭露矛盾，而是检视问题的方方面面，提出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向和方法，吸引公众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和共同努力来解决矛盾。充分知情的公众讨论和公众参与是解决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任何社会都有矛盾。不掩盖问题，而是推动对这些矛盾的认识和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矛盾被掩盖和忽视，那说明新闻工作者失职。”

　　“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说明，中国的增长和发展是放开控制、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的结果。过去中国曾有‘鸟笼经济’的讨论，我不想猜测目前中国的‘新闻鸟笼’有多大，但是自由的空间显然正在变得越来越大。我想，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民主社会的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

　　帕克斯教授曾在中国担任常驻记者六年，时间始于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时期;当他离任时，中国大陆刚刚开启改革开放之门。以后，他数度重访中国，并始终关心中国。回忆当年对比现在，他感叹今天中国的变化天地之别。#

　　(此文发表在《中国记者》2008年第二期，发表时有删节。)

　　[i]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的安能伯格传播学院(USC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下辖两个系，分别是新闻系(Annenberg School of Journalism)和传播系(Annenbe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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