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研究所通知我准备派我去日本进修时，我感到高兴之余又有点失望，多么盼望能到美国或英国那样的英语国家学习，让自己苦学了多年的英语有个实战的机会。但现在却让我去日本，还要从头学日语，真有些遗憾，但不管怎么说去日本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在沈阳进修了半年日语，但日语还是一塌糊涂。到临行时，自己心里不禁哆嗦起来，妻也为我担心，情不自禁地问我：“你去日本，行吗？”我硬起头皮，学电影里面英雄人物的样子说：“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真到了日本，困难倒比我当初想象的少得多。研究室里导师教授和助教授的英语都很好，用日语讲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用英语对付，研究工作也和我在国内所作的差不多，轻车熟路并不费力。日常生活也没有什么大麻烦，到超市买东西每样商品上都写有价格，算帐时收款小姐还要给我鞠个躬，心情真不坏。可是事情总不会让人样样都满意，我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远，要坐半个小时的地铁，不象在国内那样，宿舍就在研究所旁边，走五分钟就到办公室。 　　 　　在每天早上的上班时间，日本的地铁也很拥挤，这常常让我感到仿佛是坐在北京的地铁里。不过我总是不习惯日本地铁里的安静，车里挤着那么多人，却很少有人说话，好象是聋哑人专车。幸好我住的地方是地铁的起点站，我总能有座位坐。也许是有一种特殊力量的引导，我每次总要下意识地走进第二节车厢，坐在左边一排座位最靠里边的位子。周围的日本人乘客都在闭目养神，有人甚至真的睡着了，但我坐地铁时却高度紧张，生怕坐过了站。 　　 　　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她的，大约是我开始乘地铁的一个多月后吧。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和一般的日本上班族小姐一样，身穿素色服装，身前挎一个和她娇小身材不相称的大提包。她的眼睛不大，却很有光彩，但是嘴角却似乎总是留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她的头发是齐肩的短发，但偶尔也梳两个辫子，这时就显得很象中国姑娘。 　　 　　我之所以注意到她，是因为她总是站在我的面前。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偶然，但一个多月后我发现这里还有一个必然的原因。我上车的起点站叫“大谷台”，地铁过了一条叫“柳川”的小河后进入中心市区，车厢里骤然变得拥挤起来。她在“柳川”站的下一站“松原”站上车，我则在松原站之后三站的“冈崎”站下车。看来她真聪明，很快发现我在她上车后很快就要下车，而且还总是坐在一个固定的位子上，于是她上车后就站在我的面前，等我一下车她就能有座位坐。可能她还要在地铁中乘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的车，站着乘车毕竟要比坐着乘车辛苦得多。 　　 　　刚开始我们之间还没有什么，但一个多月过去后，彼此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关系，每天坐地铁好像有一种“约会”的感觉。不知从哪天开始，她上车后就要朝我点头微笑一下，我也对她点头微笑一下表示回应 。我很喜欢看她的微笑，她笑起来就会把平时脸上的那种淡淡忧伤一扫而光，虽然谈不上妩媚，倒也楚楚动人。在日本也经常有人对我微笑：商店的售货小姐对我微笑，但那一看就知道是缺乏真情的商业性微笑；在学校碰到老师同学时，他们也会对我微笑着打招呼，但这也立即让人明白是一种逢场作戏的礼仪性微笑。唯有她对我的微笑，让我感到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微笑，也许她是感谢我每天为她“占座位”吧。 　　 　　我到日本后人生地不熟，只有别人帮我的忙，从来没想到我能帮别人什么忙。可是在地铁里遇到她后，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还能为别人作点事情，想到这里自己也不禁有几分得意。本来坐地铁是一天中最无趣的事，但不知从何时起，我已经把坐地铁看作是一种无言的约会，把看她那真情的微笑作为自己一天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虽然我每天早上与她相逢，但晚上坐地铁回住所时，却从未遇到过她。可能是因为她下班早，而我回去晚，一般我都要到晚上八点多以后才离开研究室。偶尔我也有下午五、六点钟回去的时侯，但也从未碰到过她。她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来坐地铁，星期六则不来，我想那一定是她上班的公司星期六休息，因为日本大部分公司都是每周五天工作制，但我们的研究室却星期六还要作研究工作。因此每周星期六乘地铁就难免让人感到有一种缺少什么似的遗憾，有时侯也有象她一样的上班族小姐站在我面前，在我下车后坐到我的位子上，可那毕竟不是她。看着别人坐到我的位子上，还真有点不情愿。 　　 　　一天早上我走进第二节车厢，忽然发现一群学生已经占坐了我平时的最靠里面的座位，我只好坐到车厢中间的位子上。地铁到达松原站后，我看到她在人群中拥进车厢，然后直奔我平时坐的位子。要是在中国，我一定会向她大声喊：“我在这里！”，可是日本的地铁里太安静，我不好意思大喊，只好眼看着她挤进人群不见了。这时我突然想：她看到我不在平时的座位上，会不会感到失望呢？尽管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却想象着她失望的表情。下车的时候，我夹在人群中从另外一个车门下车，我怕她看到我，怕她认为我不守信用，没有承诺我为她占位子的“默契”。 　　 　　第二天，我特意提早十分钟赶到车站，这时地铁车辆还没有进站。我站在第二节车厢门口的位置上，等地铁一进站就第一个上了车，这下可没有人能够抢我的座位了。这一天她又来到我的面前，不仅向我点头微笑，还向我小声说：“早上好！”，我慌忙也回了一句“早上好！”。刚才上车时我还觉得自己专门提早赶到车站，为一个不相识的陌生人占座位是不是可笑，但听到她向我问候“早上好”后，忽然感到心里一阵畅快。下车后，我一路哼起了流行歌曲：“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情谊。。。”。 　　 　　从此她上车后不仅要对我点头微笑，还会轻声对我说：“早上好！”。我也每天提早十分钟到车站，尽到我占位子的“义务”。对于一个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人来说，她的微笑，她的问候，会让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温暖。那个星期天我给妻写信时，把我为她占座位的故事详尽写了一番，可是粘信封时又觉得不妥：“我告诉妻我为一个不知姓名的日本小姐占座位，她会不会多心呢？”我把已经写好的信从信封里抽出来，但转念一想，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说出来心里也痛快，又把信放回了信封。不过当我走到邮筒前，心里又出现了犹豫：“现在毕竟是我们分离的时期，告诉她这样关于女人的事恐怕容易引起误解，还是不说为好。”我再次把信从信封中取出，重新写了一封汇报学习生活情况的家信。 　　 　　那是二月份的一个星期三，她没有来。为什么我会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三？自己也不清楚。当时我不禁感到一阵担心：“她病了吗？她家里出事了吗？”然而星期四她还是没有出现，我心里有些烦躁起来，做实验时心不在焉，竟然失手打翻了自己准备了一个星期的样品。我自己也感到有些奇怪：“为一个陌不相识的人瞎操什么心？”可是到星期五，她还是没有出现，我开始感到一种莫名的失望和伤感：“她再不会来了吗？”这时我才明白她在我的心中竟然占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我对她的感情既不是爱情，也不是友情，真是一种奇怪又复杂的感情。 　　 　　星期一早晨，天气很冷，天上飘着蒙蒙细雨，中间还夹着雪花。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地铁，心里想着：“我能见到她吗？”我坐的位子是背对站台的，当地铁开进松原站时，我忍不住把头扭过去透过车窗向站台张望，终于在人群里看到了她。她今天多穿了一件米黄色风衣，但下身还是穿着裙子，我不由地想：“这么冷的天，她不会感冒吗？”就在我向她张望的时候，她也正好向我这边看，两个人的目光正好碰到了一起，可是我们又立即把目光下意识地移开了，毕竟男女之间这样的对视让人感到有些不自然。 　　 　　她象往常一样挤到我的面前，好像有些歉意似地对我小声说了几句话，我日语的听力本来就不行，她说的声音低，速度又快，我没有听懂她说的是什么，但我听出几个词来：“我。。。流感。。。休息。。。”我立即猜出来她是因为流感在家休息而没有上班，我本想学着日本人的口气说：“你不要紧、没关系吧？”，可是没想到话到嘴边竟然变成：“我。。。没关系。”听了我的话，她先是一愣，过了片刻用手捂住嘴笑了起来，我也跟着莫名其妙地傻笑起来。她笑了好长时间才止住了笑，我第一次见她笑出声来的表情。我不知道她笑的原因，大概是我说话太离谱了，难免不让人发笑吧。 　　 　　一切又恢复了原样，我们每天早上七点五十分在地铁中相逢，七点五十五分分手，我们按时赶到这里，来实践我们之间的无言之约。尽管我们相约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分钟，但我觉得这五分种是一天中最长的五分种；尽管我们相约的内容只有一个会心的微笑和一句“早上好”的问候，但她那真情的微笑和问候，使我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感到一种被人关心的温暖。如果她是中国人，我一定会问她住在哪里，在哪里工作，请她有空到我家里来玩。但她是日本人，我不清楚日本的礼节，不敢随便问她。 　　 　　有一天她上车后突然向我说了几句话，她讲话的速度很快，大概她并没有认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没有听明白她的话，但还是装作明白地点头“哈矣”了一声，她以为我听明白了她的话，没有再说。我下车后忽然感到一阵后悔：“当时为什么不问清楚她讲的是什么？”不过我猜想她是告诉我她明天，或者是以后几天有事不来乘车。第二天她果然没有来，证实了我的猜想。我没有向她表明过我的心思，但她却能明白我的心情，知道我会为她不来“赴约”而感到不安，所以提前告诉我她明天不能“赴约”。看来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并不是非依赖语言不可。第三天早上的七点五十分，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的微笑中好像带着一种“失约”的歉意，这种无言的歉意大约只有我能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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