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何其芳在1938年11月写下了《我歌唱延安》这篇文章。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延安”两个字在知识分子心中有着别样的分量。这种“延安光环”不仅深深影响着国内的知识分子，同样还蔓延辐射到了海外学子当中。

抗战爆发的消息传到海外，犹如一声急促哀凄的集结号，在每个求学游子心中吹响。抗战前期，海外1万多留学生中，有8000多人在抗战开始后1年内，千里长驱，回到此时破败萧索的祖国。八年抗战造成了全国无数个“小家”的大流离，而有志之士也在这漂泊动荡中，凭着胸中报国的信念，从四方聚集成了一个“大家”。“延安”如同一片圣域，成为很多留学生心目中报国救民的代名词。

从海外，到一穷二白、黄土纵横的陕北一隅，正是心中的一团火，点亮了前行道路上未知的险阻艰难。

这些奔赴延安的海外学子中，大部分是进步的左翼学生，也有少数共产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渐渐掀起了“马克思热”，这股“马克思热”随着出国潮逐渐延伸到海外，其中以留日学界回应最为热烈。当时左翼留日学生组织的进步文化团体多达二三十个，参加人数约有五六百人，占当时留日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抗战爆发后，中共东京特支领导东京各进步文化团体，将这些进步同学分期分批安排进归国留学生中。战时奔赴延安的留学生中，留日学生占了大多数。“狂飙诗人”柯仲平就是其中之一。留日期间，柯仲平曾组织在东京的中国云南籍留学生成立“理践社”，介绍研究马列主义著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仍在东京的柯仲平于1937年8月秘密归国，历经3个月的辗转路途后，柯仲平终于来到延安。

初到延安的柯仲平即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训练班组长，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同年12月，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成立，柯仲平任副主任。

延安波澜壮阔的生活带给这位诗人无尽的灵感，《边区自卫军》《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两部歌颂工农斗争生活的长篇叙事诗于1938年相继写成，这也是解放区诗坛中较早出现的描写工农斗争生活的著名长篇。正如柯仲平在诗中写到的：“他们的乡土和他们的血肉永远分不开。”柯仲平就这样一头扎到了延安，用自己的笔和眼，记录和赞美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如柯仲平般在延安投身战时宣传与政治工作的留学生不在少数，他们大多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担任教员，发展边区教育。当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陕北公学等，均有归国留学生，或为学员，或为教职员。

1935年，冼星海从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回国，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创作大量群众歌曲，并为进步电影《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作曲。后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并赴武汉与张曙一起负责救亡歌咏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1938年9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于是，他高兴地对妻子钱韵玲说：“我们到延安去吧。”说走就走，这年11月，两人携手奔赴延安。在延安，冼星海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在鲁艺，他负责音乐理论、作曲的主要课程，还教授音乐史及指挥。1年半的时间里，他进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作品。特别是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经冼星海谱曲，成为了旷世千古的绝响。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黄河大合唱》，在场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连声叫好。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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