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补充战时师资

抗战初期，中国高等教育几欲崩塌。原本集中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的许多大学毁于炮火或沦于敌手，学校一再搬迁，图书、科研设备残破不堪。最为紧迫的是，大学育人教学的中坚力量——教师数量一度锐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爆发后，全国大学教职员总数比战前减少27%。一些人甚至主张：大学在炮火的炽炼中，已变为抗战的累赘，需要加以廓清。

此时，大批中国留学生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地返回祖国，并以一己之长，投身中国教育事业，缓解了大学教师青黄不接的态势。

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大，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据统计，1941年时联大179名教授和副教授中，156人有留学经历，占87%。全校5个学院的院长均为留美博士，26个系的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

这些教授按照留学时间先后可分为两代。较早出国的主要梅贻琦、张伯苓、陈寅恪和刘文典等人，传统国学烙印于身，大多集中在中国传统学科，如历史、文学、哲学等。

而作为晚辈的钱锺书、陈省身和华罗庚等人，虽然也受过传统文化教育，但在接受程度和思想意识上远不如前辈那样深刻。他们留学欧美后，接受了比较完整的西式大学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中国新兴人文学科的创立者，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一些自然科学的新学科也是在这批新生代教授手中发展和成熟起来的。

前沿课程和可观成就

具有留学经历的学者们曾于欧美进行学术研究，使得战时地处西南边陲、几乎与世隔绝的西南联大仍能与世界前沿学术理念接轨。

例如，数学系的必修课程与战前清华大学的课程设置基本相同，而选修课则较多，内容新颖，有些属于当时世界数学新领域的课程。这些课程多由新归国的青年教授讲授，如华罗庚的《解析数论》和《连续群论》等；陈省身的《黎曼几何》和《拓扑学》等；许宝马录的《数理统计》也是当时国内最早开设的应用数学课程。

他们还和其他系的新归国教授实行跨学科联合开班授课。1939年，华罗庚、陈省身与物理系的王竹溪教授合开了一个“李群讨论班”。此外，联大物理系、经济学系等院系的归国学者均开设了一系列紧跟国际学术最新思潮的课程。

然而，战火燎原之际，昆明亦不能幸免。1940年9月，日军占领法属印度支那，日军飞机从河内到达昆明只需2个多小时。国民政府的空军力只需2个多小时。国民政府的空军力制空权。这年年末，日军频繁空袭昆明。但是，即使在防空洞里，这些醉心学术的教授仍笔耕不辍。

一次敌机轰炸，把防空洞震塌了，华罗庚被埋在土里，幸好头露在外面，在别人的帮助下，费了很大劲他才从土里挣脱出来。

有机化学家黄鸣龙1940-1943年任职于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兼任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当时科研条件恶劣，他想方设法，就地取材，从中药房买来驱除蛔虫的植物药山道年，用盐酸、氢氧化钠和酒精等普通试剂，在频繁的空袭警报干扰下，进行山道年及其一类物的立体化学研究。

黄鸣龙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在一系列实验数据的基础上，坐在昆明的防空洞里，进行综合分析、反复思考，从而推断出它们的反应机理。”

在敌人封锁、缺乏资料的情况下，教授们仍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就。理科方面，1941年，华罗庚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物理系吴大猷的《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在国际上很有影响。

地质地理气象系由于教学仪器和设备较为缺乏，教师们改变教学方式，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留美教授袁复礼带领助教和学生，前往四川的兴文、古蔺，以及云南镇雄等地分头进行野外实习，采集地质标本。袁复礼还和另一位留美教授冯景兰前往西康做地质矿产调查，发现了麻哈金矿和荥经铜矿。

工学院的留美教授们则结合实际编订了一批教材。陶葆楷编有《给水工程》《下水工程》《军事卫生工程》；吴柳生编有《工程材料试验》等，把英制改为公制，采用中国所制定的规范。

在水力工程方面，1938年土木工程系与资源委员会合作，组成由施嘉炀主持的“云南省水利发电勘测队”。经过2年，完成了2期勘测任务，提出了初步的水利资源开发计划，设计了一批小型水电站。

文科方面，金岳霖有《论道》等3部书出版，汤用彤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书出版。现代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陈达，曾率领一批人沿滇池各县进行人口调查研究工作，取得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并出版《中国人口问题文献索引》等书。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风雨如晦时，经历相似的留学教授们惺惺相惜，守望相助。

著名数学家陈省身与华罗庚相识已久。抗战爆发后，两人陆续回国，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教。开始时，陈省身、华罗庚和王信忠3人合住一房间，每人一床、一椅、一小书桌、一小书架，摆满一房间。

华罗庚与家人团聚后，又曾与闻一多一家共同生活在一间16平米的茅草屋里。闻一多家住屋子东头，华罗庚家住屋子西头，以一块花布相隔。下雨时，两家孩子一起把脸盆、漱口缸和饭缸等聚集起来，抵挡漏雨。

后来，华罗庚写了一首小诗，描绘那段生活：“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生活拮据是教授们普遍面临的问题。1941年12月，西南联大常委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到：“乃自暑假以来，物价又复飞涨，比于战前多高至30倍以上。”“同人等薪津平均每月不及600元，以物价增长30倍计，其购买力只等于战前之十七八元，平均五口之家何以自存。”

到1943年春，“形势更见得严重”，“教职同人几于没有一个不靠举债与售卖物品度日。到了今日，大部分的家庭已经是无债可举，无物可卖。平居如此，遇着疾病，其窘况更可想而知。而穷窘的环境之下，疾病又偏偏的多。”

有时，教授们走在路上，遇到乞丐，只得无奈摊手：“我是教授。”乞丐听闻掉头便走，连他们也知道，教授们穷得叮当响。

窘困至此，教授们仍于三尺讲台上兢兢业业，以传道授业为重任。

自从化学系的朱汝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执教，冰心放下教鞭回归家庭后，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吴素萱便成为联大唯一的女教授。吴素萱对功课异常认真，对同学也很热情。她在生物系教授解剖课程，常告诉同学既然决心学生物，就要对生物学有点贡献，不要离开学校就改了行。

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马大猷在联大电机系教授电工原理、实用电子学、电讯网和电波学，讲课时操一口清晰而稳慢的北平话。他对联大的归属感非常强烈，出口常常是“我们联大”“我们工学院”“我们电机系”。

费正清曾于1942年访问西南联大，与陈福田、张奚若和钱端升等12位教授有过交流。他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

这些目光卓远的留学教授们，出于对学识的尊重和对国家兴盛的希冀，万里迢迢回到故乡，穿越重重硝烟，落户西南，为中国的未来培育栋梁。

在专业方面，这些教授的学术体系相对西化，但在思想深处和道德层面，中国传统文化则成为一种内核，深入骨髓。他们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展现出深邃而多元的精神风度。

正是有了他们，以及和他们一样坚守在教育战线的学者们，战时中国的文化命脉得以存留、传承，进而彰显、宏大。

那时那地，一方纸墨，似有千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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