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前，我揣着1900美元，带着两个行李箱，转了几次飞机，来到美国雪城，在雪城大学攻读教育硕士学位。原以为纽约州有“大苹果”纽约城，既然雪城也在纽约州，应该不会和上海有多大差别。来了却发现，需要适应的地方极多。

例如，我在美国的信用记录为零，申请信用卡屡次被拒。交通更是大问题。雪城的公交车不是几分钟一班，而是要拿着一张时刻表，在雪地里等着。考驾照，我第三次才通过。我从一个退休飞行员手里买下了第一辆车，这几乎用去了当时积蓄的一半（800美元），几个星期后，车的变速器坏掉，维修的报价为1500元，比原价还贵，我只好放弃。再后来，家人来雪城与我团聚，而此地著名的“湖泊效应”暴风差不多也开始了。从10月底到次年末，整个城市常为几英尺的积雪覆盖，我们挤在一个阁楼改造的小房子里，无处可走郁闷看得见。

学习上遇到挑战

除了生活上的各种挑战之外，学习上也有些没想到的问题。听课的时候，过了颇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老师的说话方式。说起来有些丢人，我在国内的专业还是英语。事实上，刚来的时候犯的极低级错误都有。

我去最为容易点餐的地方——麦当劳。点完服务员问我一句话，似乎是问我要不要“赶上”我的薯条(Do you want to catch up with your fries)？作为万物之灵长之一，我为什么要赶上愚蠢的薯条呢？我正在纳闷这算哪门子美式幽默，服务员却摇了摇头，递给我几包小小的番茄酱。一看包装，我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ketchup（番茄酱）——在我的中式英语思维里，我还以为番茄酱叫tomatosauce。

这类经历我的一个伊朗老师也有过。刚到美国他进了餐馆，连怎么点菜都不知道。去餐馆时，他闭上眼睛，让叉子倒在菜单上，倒在哪里他就点哪个菜。受早年经历影响，这位教授极力主张学校“国际化”，改造其课程和服务，更好地服务于留学生，也让本土学生得益。学校对此倡议不冷不热。教授出师未捷身先死，国际化使命中道崩殂。

和其他国家学生一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学习各方面调整并不容易，但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引起了更为密集的关注。最近一些年，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各国向中国留学生打开了闸门。在美国，中国已经超过印度，成为留学生最大的来源国。但由于中国学生对于美国接受教育的期望值越来越高，面临的挑战也随之高涨。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也亲眼见证了一些中国留学生遇到的挫败。

新旧留学生差异很大

和我们这些老留学生不同，新一代留学生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起码也是收入尚可的中产家庭。老留学生自费留学，读研究生的居多，靠奖学金生活的比例不小。新的留学生，有不少从本科甚至私立高中开始读，学校很少提供全额奖学金。这些学生的学费也成了各校可观的收入来源之一。

这些学生也不再全被看作可能成为美国财务负担的可疑分子，在签证中被一再刁难。他们摇身一变，成了优质客户，也在一定程度上帮着拉动本地经济——一些中国学生来美国后，有实力立即购买新车。

然而，解决了生存的基本所需之后，今天的学生面临不同的调整和适应问题。让这些新一代留学生沮丧的是，他们被视为“异类”，和所处学术环境和社会环境格格不入。老一代留学生人数少、较为孤立，所以努力融入的动力更加强大。而今天的留学生可以随时找到一个庞大的老乡团作为后援，所以反而较难跨出心理的“舒适地带”，去更主动地融入校园文化，熟悉美国课堂。

《大西洋月刊》一篇题为“我们不是异类”的文章（作者劳伦·戴维森，2013年11月1日）引述了《南华早报》的报道称，进入常青藤学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有四分之一退学 ，不过对于这个惊人的数据，也有人指出研究者是从校方处拿到的退学数据，但这些退学者也有可能并未放弃学业，而是转到其他学校，因此可能有夸大之处。无论如何，中国留学生在学业上出现种种障碍已经成为越来越明显的问题，造成这种问题的成因很多，但多半可归结为学校和学生双方的互不适应。

这种不适应问题，学校有责任，比如一味对中国“扩招”，而不去让校园的资源和课程更为国际化。多年来，许多中国学生告诉我，很多学校的“使命宣言”中虽有“多元化”的使命，却大部分口惠而实不至。到了美国后，很多留学生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放羊”式教育。

适应被视作这些留学生的私事。大部分教授忘了班上还有国外学生，虽然美国众多高等院校的留学生比例普遍出现增长。一些作业和要求带着某些针对本土学生的假设，留学生听了一头雾水。比如，有的教授以为学生都知道学科所用的美国心理学会(APA)或现代语言学会(MLA)的学术文献规范。很多留学生因引用不当，被视为作弊。美国学生司空见惯的一些课堂教学和测试方法，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可能知之甚少。有美国教授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学生倾向于“集体式思考”，因而能适应学校的团队作业。而大部分中国留学生过去作业多为单打独斗，很少有协作式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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