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位中国教师去英国传授中国“先进”教学方法，然后……然后就有了颇受关注的BBC的两集纪录片。英国教育怎么了？

最近出版的《剑桥论道：英国大学校长谈教育与未来》一书中，虽然是差不多百年前十多位英国教育界泰斗、大学校长及院长关于教育的观点阐释，但对今天来说依然有可借鉴的地方，也可以了解一战后英国传统精英贵族教育的一些理念，以及在改革目标、公民素质教育所经历的理论探讨。具有普遍性的教育问题有很多，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如何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教育。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远远不像50年前那么紧迫。1870年颁布的教育法以及随后颁布的强制入学条例，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当然，在某些方面数量也是必需的。孩子们应当在学校里多读几年书，小学毕业后，他们应该继续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但更主要的是，我们应当改善目前的教学条件，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确保教师得到足够的收入，增加他们的薪酬，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个国家的孩子中筛选出才智出众的苗子，然后通过适当的训练，以最大的效率将他们培养成栋梁之才。优秀苗子的筛选是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事。小学教师也应当参与选拔工作，将最合适的学生送进中等学校。如果这些教师自身的素质够高，能够圆满地完成这些鉴别任务，那么这个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容易。

应当如何来训练这些被筛选出来的优秀苗子呢？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我们陷入纠缠不清的争论中—比如各种不同教学科目的教育价值。因此，我在这里并不想对这个问题做出任何评述。我衷心地希望，大家能够深思这样一个问题：一流的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

每个国家的国民中都拥有一定比例的优秀人才，他们拥有超群的智力、勤奋的精神以及人格的力量，适合担任各个领域中行动和思想上的领导者。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当然是很小的。但是，有些地方的条件是不利于能力的培养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不利因素找出来，然后把人才放到有更好成长机会的地方去。

如果这样，优秀人才的比例也许就能够得到提高，就像是将小树苗从阴冷干燥的地方移植到阳光明媚、雨水充沛的地方，那么小树苗很快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一样。不过，我想说的并不是那些特别伟大、最具智慧的领袖人物，因为一代人中这样的人或许只有那么四五个，他们要么能够具有重大发现，要么能够改变思想潮流;我想说的那些人，虽然算不上是一流的人才，但也很有能力。

假如获得公平的机会，他们的能力和素质同样可以很快地成长，并获得与这些能力和素质相当的地位，从而有效地服务社会。这些学生一旦成年，不管是在商业经济领域，或是政治领域，还是行政管理领域，都会成为这个国家最具活力的群体，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也许是需要发挥抽象思维能力的工作，也许是从事文学创作，或是搞科学研究，或是做管理工作；30年后，当他们达到人生最具活力的阶段后，他们或许还会积累起相当的财富。我们需要这样的人，越多越好，不过要想在学生中找到这样的苗子，那还是需要花费一番气力的。

很多思想持续不断地应用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却始终无法与我们不断增长的人口、不断增加的财富和不断增强的责任意识保持同步的节奏，无论是在图书馆、研究室、实验室，还是在工厂车间、会计室、会议室，都是如此。现在看来，一个伟大的国家面临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指导我们的思想却显然跟不上形势。

我们这个国家（英国）在紧急情况下会过于依赖我们的能量、勇气及适用的谋略，但是这样一来为积累知识而做出的努力通常就会被忽视，更不会去考虑如何才能让知识得到最有效的应用，这一点本应在行动之前和行动之中就考虑好的。幸运的是，这一缺陷是可以弥补的，

尽管我们想要的—大自然所赐予我们的品质都是不大容易矫正的。一个人不论多么的精力充沛，他口头上的“效率”可不是匆忙之间张张嘴就可以凑合过去的。这是忍耐的结果，是对所要处理的论据进行确认和做出思考的结果。

古代的许多哲学家—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几乎一致认为，拥有最优秀头脑的人应该得到最好的照顾，他们不仅应该掌握领导权，还应该被授予控制权。这种观念的确有些过分了。他们的理想—实际上也是古希腊大多数思想家的理想—是让广大群众像军人一样保持勇猛和纪律性，因为这是捍卫国家所需要的，而少数被选中的精英，则会被培养成为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人物。

在中世纪，权利和等级属于贵族和神职人员，教育的理想带有一种宗教色彩，而且教育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因为它的目的是培养人们对于教会和纯正教义的忠诚—即便是对未来的世界，也能够产生一种幸福的憧憬。在我们的时代，教育的理想不仅仅变得庸俗化，也变得物质化了。

现代的平等主义已经让古人的观点变得不可置信，教育的目标再也不单单是为国家培养少数精英或者贤明善良之才了。现代人的目光不仅仅锁定了这个世界，而且还锁定了这个世界的物质、权势、领土的获取、工业生产、商业、金融以及各式各样的财富和繁华。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对于知识不太尊重—这种状况在中世纪变得尤其严重，并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

在某些国家，比如我们的国家，有人估计，教育和培训所取得的成就远远低于古人的标准。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见到了两个突出的例子，这足以说明他们的估计并不太准确。想想吧，在漫长的几百年里，某些理想和行为准则的影响力持续不断地受到日本人的拥护，从而促使他们全力地向国民灌输一种忠诚于君主的情感，激发人们的“武士道”精神；而在欧洲，即使是在君主政体和骑士制度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想想吧，德国人仅用了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就让为国奉献的精神变得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无穷的、无所不能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力量，甚至成功地取代了道德，抑制了个人行为。至少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不停地鼓吹和传授某种理论，是努力开展教育的一种错误的结果，因为这种理论不仅使国民的道德观念元气大伤，同时也降低了国民的独立性和个性。但是教育至少在其中展现出了自己的力量。

至于被我们称为拥有最优秀头脑的人，如果我们所探寻的目标有三个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或许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教育的理想。但是，我们真的能找到一个公正的理由，进而充分陈述这样的教育理想吗？

第一个目标，是培养科学领域与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就算他们不能成为发现者，也要成为探索者。

第二个目标，是培养社会活动的领袖人物，我们不仅要看他们是否拥有进取、勤奋的精神，而且还要看他们是否具备这样一种能力—不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能够习惯性地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和知识完完全全地应用到其中。

第三个目标，是培养人们的品位和欣赏习惯，使人们能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享受乐趣。

许多道德家或伦理学者，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都给了“享乐”一个坏名声，因为他们看到，最诱惑人的、对任何人都有极强吸引力的享乐主义思想往往会让人变得过度放纵，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可是，人们需要拥有乐趣，也应该得到乐趣。引导人们摆脱比较危险的享乐思想的最好办法，就是教育他们学会享受更好、更高级的乐趣。此外，知识分子那种比较平静的乐趣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宁，这是持续工作的人所需要的一种良好的健康状态。

遗憾的是，相当多的可以提供乐趣的源泉被人们忽视了，或者没能得到应有的评价。如果说我们一直遵循的教育思想有什么失误，那么一部分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假如古典语言的捍卫者们更多地强调他们所提供的乐趣，而对一些他们所认为的实用性则较少提及，那么某些学习的形式或许早就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提倡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已经详细叙述了用语法进行智力训练的价值所在，并争辩道，培养一种好的英国风格，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古代的语言，但是很多反面的例子却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事实证明，确实是因为过分强调语法之类细枝末节才造成了学生们的反感和抵触，这不由让人想起一句名言：“如果学生不喜欢学，那么不论用什么方法教，不论教什么，都没有什么意义。”

抛开所有学生都应该学习古典语言这一观念不谈，我们最好深思一下古代智慧结晶和古代诗歌中的精美篇章所带给我们的无穷无尽的乐趣，这些乐趣正是源自我们大脑的想象力和我们的文学品位，而这些东西很容易被记住，因为它使用的不是我们的语言。当然，现代文学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品，真的，这些作品与古代优秀文学作品一样高尚，一样完美，可供我们阅读和欣赏。但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并不相同。古代诗人拥有春天一般的清新和芳香。

也许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不同类型的例子。就拿大自然慷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美景来说吧，山川河流和丛林怪石，鲜花和鸟鸣，变幻无常的云彩，阳光和月色下的田野风光，所有这些无不让我们产生一种愉悦的美感。可是在那么多村庄里，又有多少人能够注意并懂得欣赏这样的美呢—毕竟不同的人们在这方面会有不同的感受。

的确，每个人都看到了这些景色，但是注意到并且能够从所见所闻中获得乐趣的人太少了。这难道不是它们很大程度上没有唤起人们的关注的缘故吗？人们没有学会去认真地体察自然万物，也就无从发现自然万物的多姿多彩。本身就不喜欢美术的人，即使你把他们带到美术馆，引导他们观看优秀的作品，并告诉他们那些画作的美妙之处，通常他们所感兴趣的地方还是画作的主题，想让他们形成自己的艺术品位是不太可能的。他们喜欢看那些以野外狩猎，或者战斗场景，或者职业拳击赛为主题的作品，甚至以一位母亲照看生病的孩子为主题的作品，都能够对他们产生一种强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但是，除了主题，他们很少能够从一幅画中看出其他什么东西来，他们对画作中展现出来的想象力并不感兴趣，哪怕是其中那些富有想象力的成分—色彩、光与影，他们也不喜欢，实际上，他们只喜欢对实物的精确模仿和描摹。所以从本质上讲，只有特别的景象，例如艾尔萨岩神奇的岩石或怀特岛周围的白垩，或者月食，或者血色的落日，才能打动一般的人；无论是宏伟的美还是静寂的美，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因为眼前的风景并不能让他们感到快乐。喜爱所有这些美的能力也许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有理由认为，大多数孩子都是拥有这样的能力的，因为我们在引导他们如何去观察身边的事物时，他们通常都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例如，他们能很快地察觉出一种花与另一种花的不同之处，即便是在很小的时候—他们也能很快就可以认识到每个人的特征和名字;在大街小巷行走时，他们能够享受认知道路的愉悦，而且，每一个聪明的孩子实际上都很喜欢锻炼自己的观察能力。

我们的城市人口以不成比例的速度增长着，这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毫无疑问，这让学生们更难获得常见的自然知识，但是前往乡间田野的便利交通和愉快的暑假假期的延长，也让他们比以往学习自然有了更为便利的条件;然而无论安排得多么妥当，这都只是一种消遣，而不是课程。

这就好像有人喜欢艺术，有人喜欢旅游，却不知道令人渴望一辈子都拥有的快乐的源泉在哪里，或者与其他的兴趣相比，找不到更适合自己的乐趣。出于其他目的而警觉地进行观察，这种习惯的价值我不想多说什么，在这里，我所坚持的，只是希望孩子们养成很好的观察习惯，并能够从中获得乐趣。

经常有人下这样的断言：与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孩子相比，英国的男孩和女孩从心理上所表现出来的好奇心以及对知识的渴求都不那么强烈，甚至还不如英国北部和西部比较小的三个国家的孩子，在那里，凯尔特人的成分比英国南部还要突出。

从马修·阿诺德时期开始，就不断地有人指责英国的上层等级和中产阶级。阿诺德宣称，英国的中上层社会并不怎么关心“头脑里的东西”，对于自然科学、文学和艺术等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果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敬。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法国、德国或意大利（也许还可以加上美国）；在此基础上，他解释了中上阶层在教育进步方面兴趣的贫乏。

假如后一种指责有很好的依据，那么它所表明的真实情况往往能够证实一件事，那就是以前的弊病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因为家长对学校和孩子都比较冷漠。对知识的热爱本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一般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拥有了这样的意识，所以尽管英国的孩子求知欲望不像法国或者苏格兰的孩子那么强烈，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那些错误的、没有激励作用的教学方法，而且，或许我们可以相信，如果这些教学方法得到改善，那么这些缺陷就会减少。

假如这是真的—英国的公众通常会用一种不热心的态度来评价教育的价值，对教育的兴趣不大，那么战争时期的严肃纪律在消除这种冷漠态度上将会发挥作用。战争的一连串后果会造成国家相对贫困，并且使人们逐渐减少放纵的习惯，再加上人们觉得必须致力于全面地利用国家的智力资源，这样才能在百废待兴中保持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人们期待着这些事情能够引发更好的变化，引导家长们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学业成就，而不是过分看重自己的孩子在体育运动中取得的成绩。

假如是这样，那么就不会有人否认，为了向那些工业部门传播科学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仍然还有很多，因为在工业方面（尤其是农业方面），科学始终没有得到完全的应用;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和发展科学理论的教育，作为技术工作和实际科学工作的基础，尤其是应当以最大的尺度来为学生装备知识，通过最富有刺激性的训练来培养一些人—大自然已经赋予了这些人最具活力、最灵活的头脑。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大型企业、工业和金融业的高管们都在设法寻找不同类型大学的毕业生，然后安排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岗位上担任负责人—这样的事情在50年前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因为现代企业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只有训练有素、头脑清楚的人才能胜任管理工作。许多行政管理部门也有着同样的需求，国家及其政府的官员也在以不断增长的数量大力吸收这样的人才。

假如我们能够从这些方面感受到国家的经济生活，难道我们就不能从中感受到当今世界的国际生活?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压力和竞争，只有那些承认知识和思想价值、懂得如何运用平时积累起来的经验的国家，才会拥有未来。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征服世界靠的正是知识和智慧—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对知识的运用；以宽阔的视野和富有同情的理解来对待人类，对待其他国家，这才是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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