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一直密切关注最近BBC出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所引起的反响。该节目实验性地引进中国师资，对英格兰南部汉普郡中学的一群9年级学生尝试进行中国式教育。节目一经播出就舆论大哗，两国人们都强烈地呼吁自己的国家进行教育改革。

当然，我对于此片的兴趣并不仅仅源于职业。因为是中英跨国婚姻并育有两子，我和妻子需要决定怎样教育我们自己的两个儿子。

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该片能吸引如此广泛的注意并引起强烈反响：毕竟对我们来说，这世上没有多少事比孩子的未来更重要。

尽管我已经决定选择用哪种模式来教育我的孩子（其实这个决定并不难做），但我会保持悬念到文章的结尾再公布！现在，我还是先来说明下这个实验的相关背景吧，尤其是近年来英国中学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其必须面对的结果。

长期以来，亚洲、尤其是中国学生的数学一直比英国学生出色。不管是作为一个曾经的数学专业的学生，还是一名英国优秀大学的教师，我都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研究生教育竟然以海外留学生为主——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占了各领域的75%左右！

当然，这其中有市场需求的驱动，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亚洲学生在高中阶段接受了高强度的数学训练，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数学能力，来应对复杂学术研究中所必须的数据分析需要。

经常有报道称英国的成年人在与数字做斗争，而人们也通常认为这种欠佳的数学教育状态对国家经济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去年，BBC引述了一项研究，声称英国民众因缺乏数学技能，每年耗费国家财政高达200亿英镑。

英国已经有过几次缩小数学技能差距的尝试。地方层面，英国的几所大学已经为本国的研究生开设额外的数学课程;国家层面，政府已承诺学习其它国家在数学和技术类学科教学上的成功经验。举例来说，2004年，政府宣布从上海引进60名数学老师，以尝试提高教学水平，开辟新的学术高地。

电视节目是时代的产物，反应同期社会精神。很长时间以来，大众担忧英国孩子落后于其他传统上欠发达的地区。人们常常哀叹，因为英国教育方法简化，我们的孩子变得“软弱”了。而纪录片节目标题（《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正反映了受众的这种思维。

很显然，中英教育系统截然不同。最直接的表现是花费的时间不同，中国学生明显在校时间更长（实际上常常在学校课程以外还有补课）。

从这点上看来，中国学生比英国学生更用功，但他们是否理解了所学知识就不得而知了。中国学校的班级人数众多，容易给学生找到机会偷懒耍滑头。中式教育中的死记硬背不利于刺激学生更深入地探索和思考问题，而这些方面正是西方教育在努力促进的。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考”制度是一套统一的评估体系，这迫使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高强度而包罗万象的课程。然而，英国的大学之路更加多样化。在高中入学前，学生们要在初级学校毕业时参加GCSE考试（相当于中国的中考），其中有部分课程属于选修科目。

选修制度让英国的孩子在低龄时拥有了更多的选择，但同时也付出了代价。英国著名的评论家C.P Snow评判，选修制度造成了“两种文化”：艺术与科学被分割开来，人文学科的学生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致使英国在科技时代处于不利地位。

更具包容性的中国课程可能不会导致这样的分歧，但也会造成另一个问题，学生需要浪费大量时间在那些他们没有兴趣的学科上面。

但是，中式教育也不乏批判者：与西方教育相比，中式教育缺乏让学生拥有个性化表达的机会，并且太过于依赖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方式。

尽管片中英国学校的校长尼尔·史端乔(Neil Strowger)积极地肯定了他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但他仍说：“没有任何教育方法或政策会让英国的文化教育回到19世纪50年代，而且我们也不应该试图倒退。”这种对于当代中国教育和50年代英国教育的比较司空见惯，而且看起来很合理：它们都很强调纪律，老师是必须被尊重和服从的权威存在。

也许有人要说，更严厉、更重纪律的教育方式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但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在西方的过去六十年间，有一种常见的说法是，青少年在树立自己独立人格的过程中，会反抗和挑战他们的父母以及老师的权威。毫无疑问，与现在相比，50年代的英国学校严酷且压抑。

不过，作为墨守成规的象征，这些学校至少给年轻人提供了抗争的靶子。回想一下英国艺术界创造力爆发的六七十年代，那些接受传统严格教育的艺术家们将他们的经历体现在了他们的作品中。想想在林赛·安德森导演的《如果》中的马尔科姆·麦克道尔或者是音乐界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墙上的另一块砖》和超级游民的《学校》。似乎不管我们想怎样，我们的后代总会恰好背道而驰……

不过，这种对于叛逆的描述并不能总是很好地传达给别的国家。像猫王、甲壳虫乐队这样表达青少年叛逆的商业力量并没有深刻影响到亚洲。关于年轻人的心理学研究，尤其是与流行和社交相关的部分表明，在西方，学习太努力并不是一件好事。

虽然成绩不好的学生最终可能会成为失败者，但那些善于约束自己并与老师关系良好的学生则可能被当做“书呆子”或者“老师的宠物”而受到群体的排斥。而在中国，情况则有所不同：学术的成功与受欢迎程度更成正比。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的年轻人会对学习不予重视，甚至故意答错问题，以免让自己显得太过引人注目。

因此，在一个学术成绩并不被普遍重视的环境之中，在挑战原有文化背景权威的压力之下，我们当然会在BBC纪录片的教学早期阶段看到孩子们在课堂上表现散漫或行为不当。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学生对于“大班教学”和更高强度的教学方式也很纠结。

令人欣慰的是，当教学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学生们终于渐渐适应，并且——至少在某些方面——与他们的新老师建立起更好的关系。中国教师的经验吸取和当地学生的努力适应是双向的;同时，中国教师对英国学生正逐渐抱有更积极的态度，这着实为此事划上了较为圆满的句号。

那么这个实验让我们得到了什么呢?大体上，结论看似简单：英式教学太“柔”，而中式教学太“硬”。因而显而易见的折中办法是两者取其优。但是，其中的难点在于如何具体实施——因为教育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它是文化的产物，以哲学为支撑，并受不断改变的潮流所支配，有着极强的地域性差异。

我曾一度认为这种跨文化教育的挑战是难以打破的。但是，当今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新的尝试正不断发生。

例如苏州的西交利物浦大学，已经在探寻跨文化教学的新方式，我从中看到了未来更明朗的前景。不过，在短期内，我依然支持中式教育体系，并希望让我的孩子在苏州本地就学。这或许是一场博弈，但正如大多数家长一样，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拥有最光明的前程。至少在当下，像数学、语言学这样的重要学科，学好它们实在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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