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中的英国学生开始听他们很难跟上进度的课程，开始上他们闻所未闻的晚自习。这种高强度的课堂学习，不要说学生了，就连旁听的英国教导主任都要疯了：“学生上这么无聊的课，中国老师只是对着幻灯片讲课，这样的课我听20分钟就想拿脑袋撞桌子了。”

近日，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学校》引发中英两国民众对教育的热烈讨论。而我之所以姗姗来迟，是因为我一直就没看到这部片子，没有调查又怎敢大放厥词？

看了片子之后你会发现，这并不是一次多么严谨的实验，更像是一场真人秀。中国老师这方面，这几位老师绝对是中国最顶尖的老师，他们代表的是中国教育的最高水平而不是平均水准。而英国学生这方面呢？样本数量又太少，很难拿这几十个学生代表整个英国学生群体。还有一点就是，时间太短了，只有一个月。师生间光是磨合就用掉了一多半时间，真正有效的学习时间其实不多。

不过无妨，人家BBC本来也不打算做学术研究，他们只是想针对英国教育部门想要到中国取经的政策发出声音。如今看来，这个声音足够响亮。

全面改造

把这场“中英教育对抗赛”比作“神圣的战争”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还有比教育更神圣的事业吗?而如果你看了纪录片，一定会同意这是一场战争。

还记得在9月份学校开学时本报在一版发的一张照片吗？一个一年级小学生盘腿坐在椅子上，这个姿势让我们倍感新鲜和有趣，因为透着一种未加雕琢的童真。不过对于英国学生来说，这才是常态。而正襟危坐，举手回答问题才让他们极不适应。而中国老师改造的第一步，就是让他们适应中式课堂。

我所理解的中式教育可以分作两部分，技术部分和观念部分。技术部分很简单，就是填鸭式的教学和高强度的复习。当然谁都清楚，这会把学生所有的兴趣和耐心都磨平。所以，要想把学生摁在课桌上，观念部分就发挥作用了。今年一月份，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村修二在东京的一次记者会上抨击了东亚教育体系。在他看来，东亚教育体系的形成，是因为东亚国家在现代教育体系本来就有的普鲁士的基因中，又加入东亚儒家和科举传统。也就是说，东亚教育观念，既包括了儒家思想的上下尊卑，又包括了普鲁士教育的纪律性和集体主义，同时还有科举传统所带来的功利目的——改变命运。与此相对应的，是英式教育那种宽松的素质教育。

看过德国电影《浪潮》的人应该记得，对观念的改造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设置一些仪式化的内容。中国老师的改造也是这么开始的。比如说让学生统一穿不分性别的肥大运动服，比如说开展能够培养集体意识的升旗仪式。课堂上不许随便走动说话，发言要举手就不用说了，最有意思的是成立班委会，这个在中国学校司空见惯的学生自治模式在英国学校是没有的。

水土不服

这样的改造，有的内容学生就接受了，但有一些内容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比如在课堂上捣乱的学生会被点名批评和罚站。这在我们这边很好理解，把你置身于集体之外，成为反面教材，看你还敢不敢捣乱。但英国学生的反应却不是这样，首先他们觉得很新奇有趣，但渐渐的他们感到这是一种压迫，而他们的反应不是听话，而是反抗。一些学生开始故意捣乱，还有一些常被罚站的学生干脆罢课了。面对这种局面，中国老师终于使出了杀手锏———找家长。没想到这带来了双重困惑。孩子们不理解，家长们也不理解：“纪律不是应该学校来管吗?怎么成了我们的问题了？”

水土不服还来自于教学方法，英式教育是按学生的不同水平分组，不让学生感受压力，以鼓励为主。而中式教育则强调竞争，以及为此要付出的高强度训练。纪录片里提供了一个数字：到15岁时，中国学生每周做11小时的数学训练，相当于比英国学生多出3年学数学时间。于是英国学生开始听他们很难跟上进度的课程，开始上他们闻所未闻的晚自习。这种高强度的课堂学习，不要说学生了，就连旁听的英国教导主任都要疯了：“学生上这么无聊的课，中国老师只是对着幻灯片讲课，这样的课我听20分钟就想拿脑袋撞桌子了。”

纪录片里有一个叫费丽帕的女孩，是那种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她并不擅长体育。当她听说体育成绩会影响中国学生升学时非常惊讶，认为这对那些学习好却体育差的孩子不公平。而当她自己体育不及格时，她哭着说：“我不觉得把自己和别人比是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在一个月教学实验的最后，是一场中国班级和英国班级共同参加的考试。在纪录片中，从校长到教导主任到英国老师，对中式教育望而生畏，都希望英国班级战胜中国班级。结果是，中国班级大获全胜。

美国的教育实验

可能很多人质疑这个结果，认为其中有偶然的因素。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案例。今年6月份，《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物理学家万维刚写的文章《美国“衡水中学”：穷孩子如何不当考试机器》，这回不是纪录片，是扎扎实实的教育创新。

在美国贫困家庭长大的孩子，很难成长为一个普通人。万维刚给普通人列了三个条件：高中毕业，有份全职工作，还有先结婚后生孩子。做到这三点说难不难，只需要经济的支持和个人的自控力。其实我们都清楚，美国的贫困家庭是相对而言的，他们的年收入比中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还高很多。他们缺少的是自控力。文章介绍，美国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贫困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之中，家长疲于奔命根本没时间管孩子。这使得他们很难得到足够的监督和管教，从而缺少自控能力。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从高中毕业，不是因为高中文凭很难拿，也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要挣钱养家，而是因为沉溺于毒品和聚会，连每天按时上学都做不到。

所以说，美国穷人的问题不在于钱和能力，而在于环境，家庭环境，邻里环境，朋友环境，如果没有自控能力，很快就融入其中了。而美国的一帮学者，尝试通过教育创新，改变这一现状，他们建立了针对穷人的宪章学校。所谓宪章学校，仍然算公立学校，仍然拿政府的教育经费，仍然对学生免收学费，但是其运营方式有非常大的自主性。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教法，自己招聘老师，接受社会捐款，乃至在各地开分校。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教育学生的。首先是延长在校时间、增加作业量，通过繁忙的学业减少学生跟家长接触和出去玩的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把学生跟周遭环境隔离开来，减少来自家庭和朋友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向学生灌输完全不同于普通美国教育的理念。万维刚把它总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一定要考上大学。两个基本点，叫做“努力学习，好好做人”。这是考上大学的必备条件。

除了高强度的学习之外，学校的另一个杀手锏就是强调纪律性。在学校，怎么走路，怎么坐，走路的时候怎么拿东西，甚至上厕所之后怎么洗手，洗手之后用几张纸擦手，都有严格规定。而品学兼优的学生，则会得到学校及时的物质奖励。这种教育几乎可以说是半军事化的管理，而效果自然是立竿见影：美国贫困家庭孩子能考上大学的只有8%。而宪章学校的毕业生，则有80%的人上了大学。

在美国的这次教育创新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属于中式教育的元素———高强度学习和纪律管束。所不同的是，学校对于学生个人素质和修养的培养倾注了很大的力气。当然这和美国大学的选拔标准有关，所以本质上，这是一个以应试为目的的“衡水中学”。它证明了应试教育在改变命运这件事上的有效性。区别还是有的，宪章学校没有中国这边长幼尊卑的传统，他们把学生跟家庭环境隔绝开来。也就是说，宪章学校采用了中式教育的技术部分，但改革了观念部分。

日本的教育变革

在与英国校长的对话中，中国教师把英国小孩的散漫归因于国家保障系统，他们没有中国那种知识改变命运的觉悟。这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就像上面所看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现状，宽松的教育环境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利好。在一个并不富裕而又竞争激烈的社会，选择宽松的素质教育无异于退出竞争。而在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面前，人们会主动拥抱应试教育。日本的教育变革，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角。

专门关注日本的《知日》杂志介绍了几十年来日本教育的变革。上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日本的教育部门也开始提倡宽松教育，要求学校减少课时内容，重视经验型教育，让学生们少读书、多体验。可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各大学校普遍出现了学生学习成绩下降的现象。这种现象首先让家长感到恐慌，结果就是，日本的补习班行业一路水涨船高。为了给国民一个交代，从2011年开始，宽松教育的方针在日本全国范围内终止，取而代之的是“脱宽松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全面增加课时和学习内容，把学习成绩赶上来。当然，脱宽松教育也是毁誉参半，不少学者认为，学习成绩下降不完全是宽松教育的错，而现在的改革则是开了倒车。

著名旅日学者俞天任是应试教育的支持者。他认为，应试教育并不是扼杀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原因，理由就是同样实行应试教育的日本，诺贝尔奖得主辈出。俞天任说：现代社会中“应试教育”是绝对必要的，在中国的科举考试方式作为“资格任用”被西方文明引进之后，现在无论是大学入学或者企业招人都采用了考试的方法，因此现代教育就其本质来说就只是也只能是“应试”的。

这个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中国式教育走红的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同时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所以即便是像英国、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开始转变教育观念，拥抱中国式教育。

教育起跑线在家长身上

如果说中国式教育的问题所在，我想不在技术层面，而在观念层面。就像纪录片里师生之间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所体现的，中式教育的问题在于对学生人格发展的压抑和消磨。这不仅体现在学校教育里，更追溯到童稚时期的家庭教育上。可以说，在人格发展上，我们真的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台湾社会学家孙隆基在他的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探讨了中国家庭早期教育对孩子人格养成的影响。每个中国人都会记得儿童时期穿过的开裆裤，还有家长催促孩子排泄的“嘘嘘”声，在孙隆基看来，这简直就是中国教育的象征。前者是对培养孩子自控力的放任不管，而后者则是他者对个体成长的横加干涉。孙隆基说，“一般来说，当一个人养成自制自律的肌肉动作之时，就是他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之时。然而，中国人在肛门期养成的那种可以将排泄物随意地放入外在世界，以及可以让外在的意志任意地加在自己身上的习惯，则仍然保持了口腔期的‘人我界线不明朗’。因此，当西方孩童的‘自我’疆界开始浮现的阶段，也正是中国人训练孩童不要有‘个性’的时刻。”

在中国人的成长过程中，这种放任和干涉始终交织出现。比如说在学习上，中国学生承受着最为严苛的管控环境，而在学习之外，则享受着无微不至的溺爱。而这种教育方式，“使中国人一方面很有彼此照顾的‘集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却存在一个不受控制的‘私心’;一方面也很有‘听话’或受制于人的倾向，在另一方面却又有不守规则的表现。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面，都与一个发展了的‘人’无关。”我想这是中国教育基因里的问题。

回到这部纪录片，当中国老师习惯性地使出“找家长”的传统武器时，一个叫安吉丽娜的学生说出了一段可能中国学生和家长都很难想象的话：“孩子听家长的话是错误的。孩子应该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被他人强制塑造自己。家长不总是对的，他们可能有种族歧视，他们可能歧视同性恋，他们可能有性别歧视，他们可能有厌女症。”

更多出国留学最新动态，敬请关注澳际教育手机端网站，并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1-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