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所美国顶级名校的精神

2017-06-28 作者： 264阅读

五所美国顶级名校的精神。人永远超乎他对自身的了解之外。他不是一次性的所是的东西，他是一个过程，他不仅仅是被确定的现有的生命，而且在这个生命中有自由的可能性，并从而在他的实际行动中做出决定：他是什么? 雅斯贝尔斯

我到的时候正是黄昏，站在剑河边上，看着几只白天鹅从远处飞过来，沿着水面缓缓着陆，姿态优雅万分。我顿时心中百味杂陈，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着：在幽静迷人的后花园找一个安静的角落遐想一个下午;花三个小时划一艘小船到格兰切斯特草地喝一杯苹果酒，再花上三个小时划回来;只要骑三分钟自行车就能到达一个图书馆，可以看到全世界几乎任何一本书。

出发之前，主编朱伟交代说，这个专题的关键是找到的精神气质。

我记得看过一部英国电影，讲一对情侣走在墓地里，遇到很多有趣的幽灵(比如奥斯卡王尔德)，一起谈天说地聊人生。在剑桥，你会产生一种恍惚感，觉得这种事情没准儿真会发生。800年漫长时光所凝固的智性生活的尊严与魅力，提供了无数平行世界的入口：砸过牛顿脑袋的苹果树、拜伦游过泳的池塘、维特根斯坦深爱的后花园、图灵走过的石板路、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经常光顾的酒吧⋯⋯校长办公室的蒂姆先生还特地带我去国王学院的后花园，那里新竖了一个诗碑，上面刻着徐志摩那首著名的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蒂姆先生显然不知道徐志摩是谁，也并不如何欣赏他的诗，但据称是一个很有钱的中国人捐钱在这里建的。

这些问题女校长估计早已回答过一百次了 800年校庆是大日子，当时的剑桥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像我这样的记者。但对我来说，在此后四五年的大学报道里反复遭遇这些问题之后，如今重新回头看她的回答，才觉得深有共鸣。比如，大学关心社会正义，也促进社会正义，但它不是社会正义的引擎，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它有自己的目的。

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来自于日益增长的对大学实际效益的需求，但实际效益的概念往往是狭隘的。

(2010)

聚会到深夜才散，我跟刘旭沿着查尔斯河散步回家。刘旭是(MIT)的一位博士后研究员，研究大脑的记忆机制，导师是个日本人，拿过诺贝尔奖。在淡淡的月光下，他谈起自己的梦想、失败的婚姻、清贫的生活，以及外人看来有些荒唐的工作每天砍下果蝇的脑袋，后来高级一点了，换成整天看小老鼠走迷宫。这所大学方圆百里到处是刘旭这样的博士后，从一个博士后站辗转到另一个博士后站，他们一边在实验室里忍受无比枯燥的实验过程和99%失败的可能性，一边心存1%的指望：有一天你有一篇文章在《自然》上发表了，然后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和实验室都跑来给你邀约。要不是他的故事打下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底色，的故事就未免太明亮，太未来派了。

选择作为大学专题的第二站，是因为这一年刚好是它的150周年纪念。在过去的150年里，这所大学的发明和创造编织了现代社会的整个经纬：电话、电磁铁、雷达、高速摄影、复印机、计算器、计算机、互联网、GPS、癌症药物、人类基因图谱、激光、太空旅行⋯⋯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赋予了这所大学如此强大的创造力?

在媒体实验室，我得到一个更有趣的回答仅仅为既有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如何提出新的问题。比如在媒体实验室成立之初，人们提出的问题是，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它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但现在看来，他们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所以，媒体实验室的整个研究方向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向从原来的人工智能转向拓展人类。

在亚历山卓女士(媒体实验室的媒体负责人)的安排下，我在媒体实验室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参观权限，以及与研究员自由交流的机会。我在报道里重点写了几位疯狂发明家，比如托德曼库弗教授是一个大提琴家，他发明了100多件不同的超级乐器，彻底颠覆了人们对音乐和乐器的固有观念，音乐可以骑出来，捏出来，摸出来，节奏可以像土豆一样地丢来丢去，小孩子可以通过线条和色彩画出复杂的音乐。

你能想象这些科学家在一起合作，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吗?

我的书架上珍藏着一本泛黄的素描册，是在海德堡古城附近的一个旧书店里淘的，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拿出来看看。海德堡的山川、河流、古堡在铅笔素描中洗净铅华与喧嚣，干干净净地呈献在眼前，犹如童话。在越来越浮躁粗陋的日常生活里，我发现它有一种奇异的让人平静的力量，就像我在海德堡的追寻哲学之旅。

记者鲁伊已经在我之前去了海德堡，她是追寻马克斯韦伯而去的。海德堡是韦伯的故居所在，也是他的心之所在。韦伯则是海德堡精神的最佳诠释者。对鲁伊来说，这篇文章大概也是一次有着特殊意义的自我追寻之旅。

一个对哲学一窍不通的记者，怎么去完成一个完全没有边界的题目呢?焦虑中，借了一堆哲学书恶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雅斯贝尔斯的《哲学入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每一本都读得我昏昏欲睡，尤其是读到分析哲学的文章时，更是完全不知所云，自我评价降到最低。这次经历让我痛感记者这个职业的简单粗暴之处我们总指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一个陌生的领域，将别人耗费大量时间与心血累积的知识，以最简单的方式打包呈现在读者面前。至少哲学是无法这样操作的一个领域。

幸亏舒可文老师帮我介绍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歌老师。在库布里克书店里，我用一杯拿铁咖啡换来了最好的一节哲学课。她跟我讲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哲学主线，都是关于现实世界的本质的讨论。唯物主义认为，现实由物质和能量构成，凡是可观察到的现象，包括人的思维与意识，都来自物质的交互。唯心主义则认为，现实是由人的心智构建的，若没有我，没有思维之光，世界只是一片蒙昧不清。德国古典唯心主义(Idealism)中的idea源于拉丁语idere，意为眼见为实。整个西方启蒙的思想都是沿着idere的概念，通过光、事物被呈现、被认知，成其所是的过程。所以，康德说，人的职责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

我在海德堡重点采访了两位哲学教授，凯莫林教授是分析哲学的大家，他的工作是深入到一个个具体哲学问题的逻辑细节，科赫教授则秉承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传统(他们一直认为，应该有一门学科，用一个统一的有关世界的图景把人类所有的知识结合起来)，试图以真理、时间、自由三个概念为基础，构建一个宏大的综合理论体系。他相信，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内在关联，只有在一个综合的结构里，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时间之箭是怎么回事。

确切地说，海德堡并不是德国哲学的标志或者高峰，它只是一个路过之地。德国历代大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海德格尔都盛赞过海德堡的美丽，或在这里停留过，但这里都不是他们的归宿。就像我以一双路过者的眼睛，沿着哲学的边界游荡了一圈，瞥见了它的吉光片羽，却无法进入它的森林。

有一种心理症状叫耶路撒冷综合症，真正的信仰者进入某种狂喜状态，他们穿的跟先知一样在耶路撒冷街头狂奔，自称目睹了哭墙的砖石打开，救世主弥赛亚出现。在的路上，在加州金灿灿的阳光下，在坐满了身穿套头衫、牛仔裤、脚踩人字拖的年轻人的咖啡馆里，我觉得这里也有一种让人疯狂的空气，一种类似大麻和摇滚的味道人们都染上了一种改变世界狂热症。

事实上，我们最初来到斯坦福，就是冲着这种改变世界的激情。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处于硅谷的心脏，也是整个硅谷的母体，而硅谷不仅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而且正在孕育着未来几十年里更深远的变化(生物工程、纳米技术、认知科学)。所以，用我们一位采访对象的话说：这里已经变成宇宙的中心。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19世纪的巴黎、20世纪的纽约⋯⋯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曾来过硅谷，总难免有种失落感，仿佛错过了点什么，类似于时代脉搏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创业精神视为斯坦福的灵魂吗?毕竟他们的现任校长约翰亨尼西都说了，创业精神是最根本的精神气质。这里发生过太多传奇性的创业故事，谷歌的算法是在计算机科学系几百米之外的实验室里写出来的，雅虎的第一台服务器就在工学院的教学大厅里摆着，校园里几乎每一栋教学楼都顶着一位创业者的名字盖茨、保罗艾伦、比尔休利特、杨致远、黄俊生⋯⋯除了捐钱盖楼之外，他们还会经常回来给后辈们上课、聊天、交流创业经验。苹果公司的设计师会亲自过来跟学生们谈iPhone的设计，马克扎克伯格给他们讲当年自己是怎么为Facebook编程的。英特尔的创始人安迪葛洛夫、思科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约翰莫格里奇都在斯坦福任教多年。就在这一年春季，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在计算机科学系新开了一门创业启蒙课。校园西边的沙山路(SandhillRoad)则是风险资本扎堆的地方，号称西部华尔街，吸收了全世界28%的风险资本。作为斯坦福的学生，在大学两英里以内，随时可以找到风险投资公司为他服务。一旦他有一个好的想法，总是被导向我们能不能开个公司，做点有用的东西出来?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可以到6英里之外的谷歌总部采访那两位著名的斯坦福毕业生，问问在斯坦福为他们设计的知性路径中，是否包含了一种灵魂的教养与道德的训练，让他们在设计谷歌的未来时如履薄冰?

为了向我确认斯坦福的灵魂，文理学院的一位教授给了我一本刚刚修订好的本科新生通识教育课程方案，封面上是罗丹的雕塑沉思者，旁边印着大大的黑体 Thinking Matters 。上面列出了35门学科的课程，每门课程都以该学科最重要的问题开始，比如我们关于美好生活的理念来自哪里?为什么人类总是为制造与破解密码着迷?正义如何包含自由、平等与安全的理念?大脑如何运作? 哥白尼革命如何影响了科学、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个人的日常行为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世界进程，个人又如何被世界事件所影响?进化如何奠定地球上生命多样性的基础?死亡是旅程的终点，或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21世纪怎么才能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在的时候，这个问题很自然就冒出来了。那里离硅谷太近，两种文化之间的割裂感尤其强烈，而按照西方博雅教育的传统，大学的目标是要培养完整的人。但等到我们真正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在这一期。

因为怀孕，这一次我没能亲自去哈佛实地采访，但哈佛的网站上有一个专门关于通识教育改革的专题，很多教授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撰文讨论这个时代的通识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此外，我还阅读了大量关于西方博雅教育理念的书籍：作者有：艾伦布鲁姆、玛莎纳斯鲍姆、罗伯特赫钦斯、欧克肖特、怀海特、杜威、纽曼⋯⋯

在现代社会，精英式的博雅教育是一种奢侈品(斯坦福和哈佛的本科生每年的都近4万美元，剑桥也在最近几年暴涨到9000英镑)。记得最初在剑桥采访时，苗炜对我说：在剑桥这种地方，你会有一种向上走的欲望。但一回到现实，你就只能走下坡路了。

就像大卫丹比，一位《纽约杂志》的影评人，两个儿子的父亲，一个生活宽裕的中产阶级，48岁那年却突然决定回到母校修习两门通识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他跟18岁的学生一起坐在不舒服的橡木椅子上，阅读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伍尔夫的著作。这些都是最戏剧性地建构了西方的作者，他们的书包含了人的心智赖以获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佳材料，也是最直接地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在重读的过程中，他发现失落的自我一点一点地苏醒过来，回到他的意识中;与此同时，这个自我还在扩大，伸展着自己。正如马斯洛所说，教育就是让一个人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