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尔在一九七六年写下这些文字的，在等待创造上的“第二股风”的到来。他的“第一股风”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他是个剧作家，在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中，他的资产阶级出身把他从社会等级的顶端推向了底层，倍尝了生活的荒诞与心酸，这也为他的荒诞剧提供了灵感与素材。

　　在他尝试写作时，捷克的政治气氛开始松动。他的剧本不断地上演，其中的荒诞、反讽的语言与情节激起了广泛的共鸣：革命试验带来了一个机能错乱的社会。他的“第一股风”在一九六八年结束，不仅因为热情与才能的逐渐耗尽，更是因为外部环境的转变。苏联的坦克碾平了“布拉格之春”，作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或者流亡，或者沦为清洁工、建筑工人，没有剧院再能上演他的剧本。

　　哈维尔相信，在“第一股风”结束后，作家有三种选择：他可以用更精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过去的思想，也可以把精力用于巩固自己已获得的地位、表现出的创造力，它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我重复。对于一个更为严肃的作家来说，他还有第三个选择，他抛弃过往的自己，把自己从昔日的经验、公众的期待、熟悉的题材与论调中摆脱出来。

　　这也是一次重新发现自我、发现世界的旅程：你要探测到你的新声音，等待新经验的酝酿成熟，它将是你写作生涯的“第二股风”。如今我们知道，哈维尔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第二股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再写剧本，却成为我们时代最深邃与动人的散文作家之一。

　　我犹记读到这篇文章时的激动，它挑明了我内心的困惑。也是大约十年前，我决定以写作为业。那是九十年代末的中国。诗歌、甚至散文年代都已结束，它是个新闻报道的时代。全球商业、技术、消费、信息网络似乎不可逆转地改变中国，她似乎再一次获得新生。这也是个新信息涌动、旧的表述方式失效的年代。我这一代的写作者不再以斯汤达、卡夫卡、马尔克斯、T•S•艾略特为楷模，钟情的是《时代》、《滚石》、《经济学人》的新闻写作。似乎只有这种明快、跳跃的新闻体，才能把握这个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

　　我突然发现自己占据了意外的优势。一知半解的英文、杂乱的知识、炽热的青春表达欲、模仿英文杂志的写作风格，这些因素令我充当了信息断层中的填补者。我引用约翰•密尔来为个人自由辩护，用哈耶克与波普尔反对计划经济与封闭社会，用爱默生的“美国精神”来映照“中国精神”，用彼德•德鲁克的管理理论来探讨中国的商业社会，为互联网革命将改变中国而欢呼……我对所引用的人物都无确切了解，对他们的思想充满了误读，但没人深究这一切。

　　对一些人来说，它正好是个热气腾腾的中国的写照。而对于我的很多同代人来说，我一厢情愿的乐观打动了他们，我们都出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的成长恰逢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和平与繁荣，没有大规模的动乱，不中断的经济增长、日渐开放的社会、日渐增多的个人自由……我们的雄心也随之膨胀，认定自己必将是一个新时代的缔造者，我们还将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跃升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这股热情慢慢退却了。我日益感觉到自己对于写作的对象缺乏深入的探索，只在不同的概念之间跳来跳去。我对世界的丰富性的陈述，只是表层的丰富。而当我在谈论中国时，又经常像是隔靴搔痒，总是触不到它的本质问题。在这背后，很可能是我对于智力与道德责任的逃避。

　　在智力上,我过分依赖于别人的思想，它们肤浅地镶嵌在我思想的表层上，从未和我的头脑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而在道德上，我则一直在回避深层的追问，那些我推崇的信念从未真正在我的内心生长起来。像很多的同代人一样，我也是个不自觉的投机主义者，我依赖于外界环境对自己的评价，而不是内心的准则。知识、思想，甚至理想主义，有时都不免是我投机的方式。

　　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自己与社会情绪之间发生的分裂。读者不再兴奋于我兴奋的东西，社会推崇的价值观越来越与我期待的不同。我相信个人多元价值，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市场经济与小政府，认定个人的自由与丰富才是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目的。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却目睹中国重新走向封闭，对集体主义再度认同，一种强烈的反智、反精英主义情绪，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又一次兴起，粗鄙的大众文化的胜利……我觉得愤怒与不安，也感到挫败与焦虑。但我还说不清，这日渐增长的无力感来自于对自己的愤怒，还是对社会的不满。

　　我的“第一股风”似乎结束了。

　　内容来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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