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遭遇了一场“信仰危机”。在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从事了商业伦理领域的工作，随后又担任了国际MBA教育方面的顾问后，我开始怀疑：教授这门课程本身究竟是否合乎伦理?

　　我竭力说服教师们在学生中提起这个话题，然而，讨论往往朝着以下方向发展：部分学生主张我们都应该“做正确的事情”。这些学生一般分为两类：一类说着自以为中规中矩的言辞;另一类则从心底里相信自己会成为正直的商业人士。

　　还有一类学生认为，这就是一门有关“政治正确”的课程。它跟学习成功要诀有什么关系?他们愤世嫉俗，有时还愤愤不平：一个商学院有什么权力向他们说教?

　　由于这种说法，加上有些教师无意主张学生采取天真的、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方式(这可以理解)，有关伦理道德的讨论并不那么理直气壮。

　　课堂上讨论的一般都是两难的道德困境，即我们所谓的“正确对正确”的辩论，尽管最后往往演变为探讨“哪种做法更不邪恶”。维护“道德”立场的学生往往显得不那么老道;要证明你的言辞是明智的，就必须指出，竞争的市场容不得只顾一己私欲的道德，或者更聪明的说法是，把个人良心置于企业及股东利益之上的自私做法是错误的。

　　尽管教师们怀着良好的意愿，这些讨论却似乎带着虚伪的色彩，我对这套做法产生了怀疑。

　　但随后我意识到，那些戴上手铐的MBA毕业生，通常都犯下了更明确的罪行;他们的罪行不仅是不道德的，也是非法的，而非“正确对正确”之类的情形。我怀疑，我们把重点放在分辨是非上，是否实际上是在打造一所“丑闻学校”?学生们进行的例行思考会让他们产生这样的疑问：符合价值观的行为首先是能够做到的吗?是正确的吗?正是这类想法后来导致他们中的一些人官司缠身。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不是错了?难道我们不是应该鼓励学生思考如何做好合乎道德和法律的事情，而不是这样的事是否可行(或有利可图)?假如我们着眼于职场人士实现个人价值观的成功经验，假如我们要求学生撰写行动方案和“剧本”，模拟在遇到采取不道德行为的可预见压力时，应当怎么说、怎么做，情况会怎样呢?然后，我们可以让他们一起排演这些剧本——不是作为对手的角色扮演，而是伙伴之间的演习。学生们将会以最切实可行的论据和方法，来完成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即按照他们在职场的最高价值观行事，以此展现自己的精明老道。

　　试想一下，假如英国石油(BP)的员工不仅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事(我们知道，不止一名工程师想要讲出他们公司存在违反安全规定的行为)，也懂得怎么做才有效，结果会怎样呢?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科学，不过是教育工作者要求学生和企业领导人要求员工利用他们的见识、批判思维和创新思想，完成做正确的事这项任务。

　　我们知道，商业史上的英雄，就是那些把从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行的事情”的人。让我们鼓励学生们把同样的激情和创业精神用在建设以价值观驱动的经济上吧。

　　译者/杨远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玛丽•金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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