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MBA的第一节课上，商学院的教室座位呈半圆形排列，好像是在希腊听歌剧一样。任课教师David很儒雅地侃侃而谈，遇到提问，他皱着眉头，目不转睛盯着提问的同学，使劲地吸收着全部信息。中国同学(大陆的、台湾的都有)也同样使劲地听着David的讲述，他们也同样皱眉、注目，有时还会相互低声问几句，或是相互补充一下笔记。

下半节课开始前，David身边的讲台上，便有七八个录音笔同时启动，好像是一场新闻发布会一样。轮到David提问时，教室里并没有争先恐后的场景，我们相当一部分中国同学率先低下了头，拒绝这个关键时刻的眼神交流。而课下，大家便生龙活虎地借笔记、开小会、听录音，显然，还是有听不懂的地方。

按说，班里的中国同学都已经通过了英语入学资格考核，但考试与听课几乎是两码事，一到听课、发言、讨论的时候，我们“四六级”的老底就暴露出来了，只知道乱点头，头脑中的英译中和中译英乱成一团，开始“不着四六”了。

英语几乎是中国人永远的痛。各种中外考试辅导的核心也仍然是如何应试，雅思、托福的高分到底有多大含金量呢?

也不能只说咱们中国人，我也看到同班的日本同学也把录音笔放在老师面前了，而且，十年后，当我在日本推广英国的研究生专业时发现，每个参会的英国大学展台上，是一定要配一个日语翻译的。东亚区，除了香港外，都是“英语重灾区”。

我们曾讥笑印度人古怪的、听不懂的“大舌头”英语，但实际上他们说的英语，英国人都听得懂，而我们发音再清楚，却经常得到对方迟疑、困惑的表情，总让我们再说一遍或若干遍。可见我们的英语是不地道的，是“中国制造”的，我们凭借英汉或汉英词典引入脑海的单词可能根本就经不起语境的考验。

经过第一天的打击和颤抖之后，同学中的学习小组悄然诞生了。中国人回归了集体主义，还建立了统一战线。

刚开始，大家彼此还不大熟悉，完全凭“眼缘”，于是我和Ada、Beny、Brook以及Mark组成了一个中国大陆核心团队，维系了一年，非常稳定，成为了“政治局常委”级别。

外围流动性大，一般会有三个同学，姑且称为“委员”或“候补委员”。

这七八个人下课后，拿出各自笔记和录音笔，像围棋复盘一样，把课上内容再过一遍，把不太明白的部分拿出来提交“委员会”讨论，大家一律用英文，实在解释不清的问题就只好用中文“私了”了。

有时集体的优势也能克服我们的惰性。必须承认，并不是说西方人就一定活跃，而我们东方人就一定内敛。不过总体而言，咱们中国人还是太闷了。

有一位来自荷兰的女同学，她德语味儿的英文经常在老师提问后响起，后来变本加厉，她经常打断老师而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且有时为了一个小问题，至少要占用七八分钟的时间。

面对这种局面，咱们中国人的算盘开始发威了——如果荷兰人每节课(大约50-60分钟)都占用5分钟的话，10节课就相当于她多上了一节，而大家交的学费都一样，凭什么她可以搭便车、多占用公用资源呢?

于是我们私下决定，只要荷兰人提问，我们这五个人中一定要有一个人跟着提问，把时间抢回来。Mark身先士卒，带动了全组的积极性，其他中国同学也就渐渐放开些了。

中国同学在英语能力处于弱势时的绝地反击，体现了我们的智慧和韧性。有些奇葩的方式，却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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