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也是最富有的人之一，布隆伯格出生于美国马塞诸塞州的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凭借其努力成功考进了美国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就对信息和技术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周末常去当地博物馆听各种讲座，暑假还去电子公司打工。大学时代，靠在停车场帮人泊车和助学贷款交学费，布隆伯格在霍普金斯大学拿下了工科学士学位。随后，他又在哈佛大学商学院拿到了MBA证书。在2001年布隆伯格决定竞选纽约市长，并且成功的做到了，在纽约市长的位置上一呆就是十多年，他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城市管理者！

在2016年密歇根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邀请到了布隆伯格为所有毕业生进行演讲，他通过对政治以及社会经济的诠释，告诫学子们要不畏困难，坚定自己的信念，未来任重道远！

2016密歇根大学毕业典礼布隆伯格演讲全文：

今天，你们离开这所学校时所带走的最有用的知识，与你们的专业毫无关系。你们在这里学会了如何学习、协作、洗耳恭听、独立思考，以及如何通过理性去化解冲突。这些才是职场上最重要的技能，也正因如此，大学总是会让学生们接触各种充满挑战、令人不安的观点。

而有一些大学的管理层迫于压力，选择通过“安全空间”、“隐语”和“触发警告”等方式，让学生们远离那些观点，在我看来，这样做是大错特错的。

上大学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学会如何应对困难的局面，而非逃避它们。顾名思义，微侵犯(microaggression)是很微弱的侵犯。而“安全空间”才是校园里最危险的场所之一，因为它会营造出一种假象，让我们自以为可以将异见隔离在外。

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去做——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职场上。在全球经济以及民主社会当中，开放的头脑是你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财产。

请思考一下全球经济。如今，生活在发达世界的大部分人都要通过劳心、而非劳力来维生，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3000年的时间里，人类的经济一直以农业为基础：耕地、播种，然后收获。这不容易干，但很容易学。在接下来的300年里，我们的经济建立在了工业之上：制作模件、转动曲柄、装配成品。这不容易干，但也很容易学。

而今，我们的经济建立在了信息之上：获取知识、分析知识，然后运用你的创造力。这不容易干，也不容易学，而即便你掌握了这套本领，仍然几乎每天都要从新学起。

保持头脑的开放对于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正如它对于民主社会的共同未来至关重要一样。

在当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中，我们看到了一股令人不安的变化：极端党争的崛起，以及对他人观点的日益排斥。今天，我已经没有任何党派立场，但过去，出于非意识形态的原因，我拥护过共和党，也拥护过民主党。因此，我可以对你们讲：没有哪个党派垄断了所有正确的观念，而这两个政党也都在不公正地妖魔化彼此。

这并非什么新现象，但它已经发展到了危险的程度。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警告过人们党派之争的危险，而如今我们能平安度过200多年的政党政治，主要原因就在于，国父们创造了一种制衡机制，来抑制党派之争的烈焰。

当然，他们也将大部分美国人排除在了他们的民主视野之外，因为他们恐惧民主将会带来的危险状况。不过，经过了两百多年的发展，经过了众多民权领袖和斗士们的牺牲，如今，平权的承诺已经在收入、信仰、种族、性别和性向等众多方面扎下了根。

前方的道路依旧漫长，而且不要以为我们取得的进步不可逆转。要维护民主和公民权利，我们必须时刻对党同伐异的煽风点火者保持警惕，以免被他们消费，以免他们将这个国家引向如华盛顿所言的“公共自由的废墟”。

我们无疑在两党内都见过这样的人物。上世纪30年代，路易斯安那州专横的休伊·朗(Huey Long)和密歇根州的库格林神父(Father Coughlin)曾经指责“犹太阴谋家”造成了美国的麻烦。

随后则有40年代的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又译林白)、50年代的乔·麦卡锡(Joe McCarthy)、60年代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以及90年代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过去的每一代人都不得不对抗自己一代的煽动家。而每一代人也都挺身而出，将煽动家们挡在了白宫之外。至少目前如此。

在今年的大选中，我在两党里都看到了记忆中前所未有的煽动态势。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严峻挑战。而两党的候选人们并未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而是轻巧地将问题的矛头指向了那些滋生怨恨的靶子。共和党的靶子是墨西哥非法移民和穆斯林。民主党的靶子则是有钱人和华尔街。但真相是：我们无法通过指责任何人，而让我们面临的问题消失不见。

可是，为何寻找一位从前方引领，而非在后方跟随的领袖，如此之难呢?

根据我的经验，我认为原因之一在于：今天的民选官员如果支持一项有争议的政策，他们收到的将不只是愤怒的信件、电话以及传真。同时还会在推特和Facebook上收到数以百万计的愤怒指责，人们会向他们抛来所能想象的最激烈的言辞。这就是行动的民主。然而，这样的实时声讨也会让民选官员们不敢去做一些心底里认同的事情。

实际上，行动的民主会导致大量的不作为，这一点我们在华盛顿和其他层级的政府中已经司空见惯。每当政府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两党的选民们就会愤怒不已，而某些政客则会通过指认替罪羊，而非提出解决方案，来利用这样的愤怒情绪浑水摸鱼。

如果我们想阻止煽动者，我们必须重新开始掌控局面，为此，我们需要更加文明，去支持那些敢当风险的政治家，去奖赏那些跨越分歧、追求妥协的领袖。

这么做并非易事，部分原因就在于，改变人们对话方式的不仅是社交媒体。我们在手机、电脑和电视上受到的不间断的新闻轰炸，都让我们自以为在获取知识。然而，许多渠道、事实以及解读，或者充满了疑点，或者充斥着党争立场，或者就是谎话连篇。

作为一家媒体公司的老板，我见证到了市场环境的变化。如今的人们会选择那些能印证自身政治信念的有线电视频道和网站，而不会选择那些能启发和挑战他们信念的资讯来源。由此，我们在政治上变得日益疏隔，我们对于持不同观点的人也愈加排斥。

请思量一下：在1960年，只有4%-5%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表示，如果家人与对立党派的成员结婚，会让他们感到失望。而到了2010年，有三分之一的民主党人和二分之一的共和党人都表示，他们不赞成这样的婚姻。回到1960年，大部分人恐怕难以想象，跨党派婚姻会面临到如此大的阻力，而跨种族婚姻以及同性婚姻会获得如此程度的接纳。

尽管我们在文化包容性上取得了种种的进步，但是在政治包容层面，我们却搞错了方向：竞选集会越来越暴力，社交媒体的话题越来越刻薄，而校园里的师生们也开始对政治对手实施审查。

尽管美国的政府体系十分强韧，但民主体制却相当脆弱：煽动者们永远在蠢蠢欲动。要阻止他们，首先，我们必须极力推崇开放的头脑，我们必须要求政客们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而非寻找替罪羊，或大开空头支票，同时，我们也要用选票去奖赏那些脚踏实地的政客。

1928年，共和党人曾许诺让“人人有肉吃，家家有车开”。他们也因此掌控了国会以及白宫，而一年之后，人们并未看到肉和汽车，而是迎来了“大萧条”。

今天，当一位民粹主义候选人许诺提供免费大学、免费医疗以及一匹小马驹，而另一位候选人许诺要让别国为我们的需求买单时，我们要切记：那些许你免费午餐之人，必会在早餐时将你生吞活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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