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纽约时报》教育版刊载一份长篇报道《一个市镇争取减少学生的压力》，详细介绍了马萨诸塞州列克星敦镇高中学生如何面对巨大的升学压力，成为整个市镇关心的议题，引起了知识分子为主的读者群的热烈反应，因为这彰显了美国高收入、高教育城市郊区的一个日益普遍的社会趋势。

《纽约时报》选择波士顿市区西北郊的列克星敦镇深有用意：根据斯坦福大学一项调查，总人口大约3万2千的列克星敦镇是美国全国的“高考学霸”——在全美所有公共教育学区中，列克星敦镇的标准化高考平均分数最高，所以说列克星敦镇的房，就是美国的学区房!

这一“学霸”地位并非偶然，因为本镇集中了哈佛大学和麻州理工学院的许多教授家庭。熟悉大波士顿地区交通情况的人都知道，列克星敦镇到两大名校校园的距离分别不过10和11英里。

镇上住过的名教授，除了在世的世界著名语言学家兼左翼政论家诺姆·乔姆斯基，还有过至少8名诺贝尔奖得主。

列克星敦镇住户的高教育水平，并不仅仅在于这些名校教授，更还有大波士顿地区蓬勃发展的高科技和其他相关工业，尤其是生物制药与人工智能公司。两大名校所在的剑桥镇近年来大兴土木，新建办公楼林立，大多是这些科技公司企业的扩展。因此更吸引了大批高教育专业人士及其家庭成员。

列克星敦镇的优秀公共教育体系，特别是全美最高的高考成绩，成为这些拖儿带女的高收入职业人士最中意的居住区。列克星敦镇目前成年人口中，超过一半具有硕士以上研究生学位。

作为近年来美国精英教育中最突出的群体，列克星敦镇的亚裔人口特别是华裔和印度裔因此快速增加，新世纪十多年来翻了一番，从11%增加到22%，远远高于全美亚裔人口占5.6%的比例。

这样的情况，加剧了本镇原有的高质量中小学教育体系的竞争性，也在日益血淋淋“割脖子”的名校入学比赛中，维持了列克星敦镇的“学霸”传统：本镇有两所初中(美国初中只有7、8两年级)，但只有一所高中(从9到12年级)——列克星敦高级中学，每年招生500多名。去年毕业班学生有10名进入哈佛，7名进了麻州理工，被其他常春藤名校录取的更比比皆是。

如此优异的“高考”成绩，以及大批亚裔尤其华裔家长带来的“名校情结”，也给在校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便是《纽约时报》长篇报道的主题。

列克星敦高中的“压力锅”情势，见于2015年一项全美中学生健康调查：有95%列克星敦高中学生在问卷中回答承受了巨大的课堂压力，有15%承认在过去一年中出现过自杀的念头。在亚裔中，自杀倾向比例高出两个百分点，达到17%。今年1月，确有一位刚转学到列克星敦高中的花季女孩无法承受高压，自杀身亡。

再如学校放学之后，《纽约时报》记者走访镇上的公共图书馆，只见里面挤满了列克星敦高中生，要么在做微积分习题，要么在写实验室报告或学期论文等等。

一位女生暂时放下正在用心攻读的世界史课本，向记者说：“看到这许多人?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争取进入名牌大学。后来又有目击者评论：圣诞假期前一天，图书馆下午最后关门时，还剩下几十名列克星敦高中生在里面。

记者还专访一名华裔应届女生艾米莉。她说她每晚学习过了午夜才休息，睡了5个小时左右便起床准备上学。为了挤出更多时间，不得不放弃参加生日聚会等等。

在如此巨大的学校压力之下，从校长到镇上社会人士都在呼吁和发起各种行动和措施，以图减压减负，诸如心理咨询和增设帮助放松的瑜伽课，强调预防自杀教育，组织学生自助小组等等。

但是大家都承认效果十分有限，因为这些措施和做法都不能改变压力的最终来源——进入名牌大学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

精英教育竞争后面的利益动机

列克星敦高中的情况绝非例外。在加州、科罗拉多州、麻州其他高科技和“大脑”工业和人才集中的地区的公立学校，都出现类似的高压状况和学生自杀现象。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推动的美国职场演变，以及美国高等教育本身的竞争分化。

用麻州理工学院著名劳工经济专家大卫·奥托尔(David Autor)的话，前者造成了美国职场的“杠铃化”现象，中产阶级职位日益减少，高收入职业越来越集中在受过精英教育的高技能人士。

美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分化，则在于普通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经费投入和质量不断下降，而顶尖名校的情况截然相反：聘请世界上最有名的专家教授，采购最先进的仪器设备，教育最优秀也是最勤奋的学生，其最终“产品质量”和“市价”自然越来越高。

即便是排名第25位的次级名牌大学，其毕业生收入还是比哈佛、耶鲁毕业生几乎少40%，不用说排名50之后的普通大学了。

一位家长读者用切身例子说明精英教育竞争后面的利益动机：我儿子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要在这一领域找到一个满意工作的机会，和他上的是纽约州立大学，还是(常春藤)宾州大学或是耶鲁大学，关系巨大。

保持下一代中上层社会地位的“生存性恐慌”，才是目前疯狂性升学竞争的驱动力。

还有列克星敦高中毕业生追述学校老师的话，来解释升学竞争与当地房地产和人口组成的“良性循环”或曰“恶性循环”：

家长们争先搬到列克星敦，是因为本地学校的良好声誉。于是本地房地产不断升值，房产税收入持续上升，再投资回馈给学校，进一步强化学校的教育质量，如此循坏往复。这是美国教育竞争的一个金钱物质层次。

回到“减负”主题。切不能把美国名牌中学的“减负”与中国混为一谈，因为中国中小学的学生负担，多为课业和考试，而目标对准常春藤名校的美国中学教育竞争，则是全方位的：学业之外的课外活动负担，并不亚于课堂考试。

我自己小儿高中四年的各项课外活动的负担，实在超过了学校里的课业。以今年三位常春藤名校录取大满贯考生为例：尼日利亚移民女孩是某项全美演讲比赛冠军;马来西亚来的华裔女孩作为小记者，曾经对数十名美国名人做过电视采访;而那位犹太学生，除了滑雪、游泳、田径等运动，还是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

列克星敦高中校长口口声声强调的“减负”，如大量读者评论，实在只是形式主义。这是因为课外活动也是列克星敦高中的传统强项，学校的辩论队、运动队、机器人科研小组等，都在全国比赛中赢得过名次。要取得这些成就的负担，不在课业之下。

另外还有美国社会强调的义务工作，学校规定每个学生至少四十小时社会义工，常常是大学升学竞争的重要“点缀”。去医院或老人院的义工服务，时间花得再多也不起眼，而需要别出心裁的独创，或者需要家长财力的“第三世界扶贫”经历。

而主张“减负”的家长们，或许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例如上述华裔女生艾米莉的母亲便是“减负”主要提倡者，引起其他华人家长的不满。但这并不影响艾米莉同时申请十几所名牌大学，虽然只被哈佛备取、在耶鲁落第，仍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和杜克大学等同时录取的骄人结果。

本文的目的之一，是介绍美国名牌大学入学竞争的惨烈和压力，绝不亚于中国教育体制的学业和考试压力，以图纠正国内不少家长对美国教育没有压力负担的迷信。

当然，因为美国公共教育和大学教育的竞争异化，一般中小学和大部分普通大学的教育质量每况愈下，确实不存在如列克星敦高中以及常春藤校园里那样的高度竞争压力。但是后者才是美国教育的精华所在。

美国大学中的中国留学生早已超过三十万，还要加上五年多来增长三倍、就读中小学的小留学生。这数十万留学生上的大多是美国的二三流大学和普通中小学，每年数十亿美元的花费，除了帮助填补美国公立学校预算的亏空，也无形中抵消了不少美中贸易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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