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剑桥的第一个月，我每天晨跑。从赫肖尔路上我住的克莱尔堂开始，绕过有着飞檐与亭台的李约瑟研究所，回到格兰杰路，穿过一片草坪，进入圣约翰学院的铁制后门，剑河上的小桥，被中世纪红砖墙包围起的中庭。白衣的厨师们推着餐车进入饭堂，黑衣的看门人在门口闲站着，看到我跑过来，偶尔问一句“早晨好，先生”。穿过圣约翰的前门，来到市中心。要到十月才正式开学，小镇的清晨仍很安静，科斯达咖啡馆刚刚传出研磨机的轰鸣声，海佛斯书店的铝合金门才拉上去。我仿佛无意闯入了一张明信片，一切精致如画，有如梦幻。

　　它和我刚刚离开的北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虽自称有三千年的历史，北京却是一座崭新、躁动的城市，岁月没有给它智慧与从容，只有慌乱与焦灼。无处不在的噪音、不断涌起的高楼、闪烁不停的霓虹灯、灰尘与废气笼罩的天空、黑压压的人群……在它不断变化、活力十足的外表下，是道德、审美上的衰败，精神上的僵化。权力与金钱的逻辑统治着一切——建筑的外观、马路的宽度、空气的质量、艺术的品位，还有人的内心。因为没有内在的准则，人们被速度、规模、亢奋吸引，因为这速度、规模与亢奋，人们没有耐心与机会建立自己的内在准则。

　　剑桥是用脚与自行车轮丈量的城市，步行五分钟就能到达的音乐厅，十分钟的戏院，十五分钟的电影院，四处散落的咖啡店、酒吧、草坪与书店。它也是缓慢生长的社区，十三世纪的彼德豪斯学院，十五世纪的三一学院，十六世纪的圣玛丽大教堂，一八八七年的菲兹比利餐厅，十年前才建起的新卡文迪许实验室……它的新时代，不以埋葬旧时代为代价。平衡感贯穿于每一个角落。

　　这里是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教堂的钟声在每个傍晚扩散在城市里; 这里涌动新思想，但传统得到无限尊敬，拉丁语的祝词之后，晚餐才正式开始;这里遵循着等级制度,只有研究员才能踩过学院的草坪，坐在高桌上吃饭，但智力上的挑战却被无限推崇;藏书八百万册的图书馆象征着文明的延续，但草坪上总躺着懒散的牛群，天鹅与野鸭都在剑河上游荡;这里的年轻人被鼓励自由精神，却也强调纪律与竞争，你可以生活闲暇，也可以穿进每一间教室，倾听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自由主义、或是日本电影的变迁……

　　知识、传统、教养、自然、安静、大把闲暇的时光，这里有我在北京渴望的一切。我期望它能平缓我越来越强的焦躁与无力感，给我的写作生涯注入新的动力。

　　在之前的两年中，我日益感到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说的作家的“第一股风”的结束。在一篇真挚的自传性的文章里，他把一个作家二十多岁时的创作称作“第一股风”。他关于世界的最初经验在体内形成，他开始更严肃地理解自身，用自己的眼睛打量世界。

　　这是个令人陶醉的写作过程，他生机勃勃、自信十足、充满了自我发现的英雄主义。他不仅受惠于内在的活力，时代也常常宠幸他，他的自我表现与时代情绪恰好合拍，他赢得喝彩与声誉。这个过程大约可以持续十年。渐渐地，他发现自己耗尽了最初的经验与能量，尝试过了各种角度，而同时，外部环境也发生了转变，不再热情地接纳他之前的努力了。

　　内容来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