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大学的办学特色和定位，选拔适合自己培养的学生，而不仅仅通过高考分数录取学生，同时通过考试招生制度的变革引领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这是中国大学招生机构乃至教育界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这种新型的招生体系如何构建？近日，“中美顶尖大学人才选拔体系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大学的招生委员会主席应邀与来自北大、清华等40余所国内高校的招办主任及部分中学校长，共同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多所美国名校招生表示：公平的综合评价更重要。

　　“招到适合自己的学生，而不是高分学生”

　　斯坦福大学招生及助学金主任理查德·哈丁·肖介绍说，在美国高校，以往的“凭分录取”已经被综合性选拔标准所取代，尤其在顶尖大学招生委员会及各行业协会不断反思“大学使命”的思潮下，人才选拔的综合性评价模式也应运而变。

　　“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注重高等教育，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大家都想知道大学录取的秘诀，但学生和家长很难知道哪些标准是大学录取的标准，因为大学使用的标准不是一维标准，而是多维标准。”麻省理工学院招生主任斯图尔特·斯米尔表示。

　　谈到招生的理念和原则时，芝加哥大学副校长詹姆斯·纳多尔夫坦言，“最重要的是招到适合自己的学生，而不是高分学生”。美国顶尖大学的人才选拔与大学的使命息息相关，大学对学生的评价，既有共同的价值标准也有自身的价值标准，不同学校对同一学生的评价结论是可以不一样的，每个大学有不同的选才理念和侧重点。

　　就一些中国高校招办主任担心的录取“撞车”问题，理查德·哈丁·肖表示，在美国基本不会出现“一生多投”，因为各校特色和优势都比较明显，学校使命也各不相同。他们会鼓励学生在报考前纵向比较，比方说，想读理工类学校，那就多比较几所理工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比较，学生都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学校。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副校长安妮·卢卡介绍说，美国顶尖大学综合性评价的实质，一方面是通过对学生的学习潜力、知识结构、创造力、表达能力、价值观、特点等各方面素质进行综合评估，更好地判断学生与学校是否相互适合。另一方面，通过综合性评价，尤其是引入可验证的定性评价，是为了实现更大的教育公平。

　　在斯图尔特·斯米尔看来，“纯粹的唯分数论是不公平的”。一名学生考试成绩的高低，往往跟其所在的教育环境、家庭背景有关，因此如果只按分数录取，对于那些没有机会上优质中学、家庭困难的学生是不公平的，而这些学生中，往往有不少很有潜质的学生，他们应该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

　　综合评价主观性与公平性如何平衡

　　一些与会的中国中学校长担忧，不看分数而通过综合评价的方式来招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人为因素、主观性的干扰。

　　理查德·哈丁·肖也承认，人的主观性很强。为了对学生的判断不被个人主观意志干扰，综合评价模式也在不断改变。他强调，综合评价的核心是公平，公平对待每一个申请人，意味着不仅看成绩，还要看他之前的环境和所拥有的机会。

　　推荐信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大学招生中，近年来中国部分大学自主招生也开始尝试实名推荐制，但其权威性受到质疑。理查德·哈丁·肖说，不恰当的个人关系确实会阻碍公平，该校让与学生有直接关系的人来写推荐信，如果大学招生办公室了解这个家庭认识某个人物，则不会把这个人物的推荐列入考虑因素。

　　就综合评价的公平性而言，斯图尔特·斯米尔以跳水比赛为例表明，可验证的定性评价是可执行、公平的。他说，用运动员落水的时间评价是没有意义的，而应该使用其他的指标，如动作的难度、完成的完美程度等。而这些指标，只能是基于裁判的个人定性评价，但这样的可验证的定性评价完全是可执行的、公平的。

　　安妮·卢卡则认为，通过流程和培训，可以排除个人主观性的干扰。她介绍说，在美国，大学招生是一个高度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工作，从业人员往往有多年实际工作经验，并受到过长期的锻炼与培训，这一群体的壮大及流动，也保证了职业规范的建立与招生流程的可靠，“像伯克利分校的招生部门有全职人员160多人，参与初审的临时人员更多”。

　　在北京大学考试院院长秦春华看来，“只要是人，就会有好有不好，关键看制度如何约束人”。他认为，美国招生录取也有丑闻，有人情因素，但仍可实行综合素质评价，关键是制度设计有效，降低了违规的可能性；而且违规成本很大，有效地威慑了违规的企图。

　　设计出中国大学自己的招生综合评价模型

　　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4位招生官带来了很多“干货”，不仅全面展示了美国顶尖大学本科招生过程的选拔标准、理念、原则和管理流程，而且还通过真实的案例，让参会代表见到了真正的综合评价和招生录取的过程。

　　“可以借鉴的地方很多，但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要设计出每个大学自己的招生综合评价模型。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能直接拿来就用。”秦春华表示，在中国，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最根本的，还是要设计出中国大学自己的招生综合评价模型。

　　秦春华的这一观点，也是与会中方代表的共识。在招生办公室主任索文斌看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校综合评价体系，最重要的是变对“分”的识别为对“人”的考查，首先要明确“人才”的定义，“优秀”是不是就等于“高分”？差一分是不是就是不同层次人的分界线？

　　在这方面，北京科技大学招办主任尹兆华感触很深，每年招生咨询的时候，她被问的最多的就是“多少分能上”，招考分数成为评价学校的不二选择。她认为，这需要大学思考人才培养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招生标准有哪些？制定符合学校特色的人才选拔标准，需要每个学校明确自己的价值观，而这恰恰是中国高校普遍欠缺的，高校要珍惜自主招生试点的机会，探索适合学校特色的选拔标准。

　　索文斌认为，结合各高校近些年在自主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中积累的经验，探索更加完备、科学的以高考分数为基础，以综合素质评价为补充的综合考核模式，应具备更多的维度和考核方式，在可操作的前提下，考核内容应充分尊重考生的个性，认识考生特长和兴趣对其未来发展的重要影响，从专业人的视角对考生全面评价。

　　大学的录取标准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不容忽视，在人大附中副校长沈献章看来，在新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模式下，综合素质评价不是学生从高一到高三成长记录的流水账，也不是贴标签式、笼而统之的评语，而是要反映学生高中三年在学科竞赛、文体特长、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方面，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可印证的真实情况，突出综合素质评价的“刚性”。

　　沈献章认为，这将倒逼中学教育进行改革，选择一切能够实现全面发展的方式，尽可能提高学生未来发展的潜力，鼓励学生不仅要把书读好，而且要提高综合素质，最终会促使中学教育教学发生全面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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