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看来国力的提升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引起关注的同时自然会招致不停歇的非议和质疑。在对待中国的所有问题上，外国的评价可能多少都会带着先天的意识形态差异支配下的些许敌意，但是，这一次，他们似乎一语中的。

　　论文中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当然，还有更多看起来尖酸刻薄的评价，但是仅就这些，也绝对能让我们感到脸红。虽然论文最后把所有的症结都归于“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让我们很难从结论上作出更为精准的判断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很难认同，但是所归纳的现象却是大多存在的。

　　是什么让国外的教育者关注并且注意到中国教育的弊病呢?这不难理解，中国国力的提高，国际交流的增多，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浪潮般的兴起，都给了他们认识中国教育管中窥豹的机会。而事实是，在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当中，显然他们并不满意，而且是对中国的大学、教师、学生都全方位的不满意，甚至轻视。我们很难用敌意来解释这种不满，至少在学术的范围内，科学还是讲道理和规则的，不像在政治领域主观思维四处蔓延并且充满了国家之间出于各种利益的审视。简单说，别人没有必要因为政治差异来批评咱们的教育，事实是在我们教育体系下产生的制度和成长的人才，在人家的眼睛里是看不上的。

　　其实，我们自己也对教育制度和方式进行检讨，但是检讨的内容和国外的评价相比太多肤浅。毕竟，我们都是在这样的制度下生存的，很多人还都是现存教育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让我们说出那种摧枯拉朽彻彻底底的话，着实是很难实现。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自己的制度规则下，我们显然还没有彻底摧毁这个制度的勇气。譬如叫停奥数又会出现“希望杯”，归根结底是因为教育管理部门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分一杯羹，真正的叫停就会断了财路;又比如禁止有偿家教，教师更会想出办法来应对，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有偿家教的利益获得者，怎么可能去自绝财源呢?

　　所以，面对来自域外的抨击，我们需要直面的是这些抨击背后的源头，来自于教育管理和制度的双重顽疾。所有这些现象无非都是“毒树之果”，当树本身出了问题，再好的果子也是不能吃的。我们可能无须为了耶鲁大学前任校长的几句话而做出改变，但是这些话带给我们的羞愧和警醒，值得我们在细枝末节的教育怪相之上，去考虑对整个制度和管理的纰漏，从而得以从最根本的地方做出最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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