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研究需要敏捷的思维，73岁的应隆安教授依然思维敏捷，步伐矫健，穿过迷宫一样的北京大学教学楼走廊时，在他后面我一路小跑才能跟得上他。他告诉我：“数学是门很有意思的学问，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研究下去。”

　　意想不到的机会降临了

　　30多年前，应隆安被通知将被派往美国留学时惊讶不已，不禁想起了“文革”中的那张大字报。

　　1966年的一天，应隆安在校园里看见一张批判自己的大字报，说是他和数学系的其他两位老师因成分不好，不应该被派遣出国留学。他这才知道自己曾被内定派往国外，“文革”打碎了他的留学梦。从此他完全放弃了出国的想法，一心扑在偏微方程的研究上。1978年秋，没想到又有了出国的机会，恶补了3个月英语的应隆安脱颖而出。

　　“太激动了，没想到在中美还没有建交时就能去美国留学!”回想当时情景，应隆安颇为感慨，当时他已经42岁了。

　　应隆安记得，赴美来到纽约，接机的华侨热情极了，送给他们每人一张明信片，便于给家人寄回一封平安家信。“这张明信片到现在我还保存着。”那时的应隆安过了把明星瘾，他去快餐店刚拿起汉堡包咬了一口，就被记者拍下，将照片登在报纸上。他去超市，拿起一只鸡，又被照下来。

　　教授是个爱打瞌睡的人

　　应隆安来到纽约大学Courant研究所。Courant是很有名的犹太数学家，二战时到美国，成立了这个研究所。

　　应隆安到时，Courant已逝，所长是Lax，也是犹太人。第一天见面，Lax很客气地说让他自选一个合作伙伴一起研究，应隆安说：“我就选你吧。”于是一拍即合，跟随Lax继续自己的研究方向——偏微方程。第二年国内希望他归国后开设计算数学这门新课，应隆安开始兼涉及这个领域。

　　Lax是个很热情的美国人，把自己家的沙发搬到应隆安的公寓中，常常一起讨论学问。

　　“Lax是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而且还有‘特异功能’。”提起自己的指导教授，应隆安露出了笑容。“他喜欢在别人做报告的时候打瞌睡。”第一天，应隆安向Lax汇报在中国的研究成果时，Lax很快进入梦乡，但往往在某个关键问题时，Lax会突然醒来提出问题，总是让人措手不及。有一件趣事：一次，一位苏联数学家到纽约做报告时，Lax同往常一样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这让这位数学家十分生气，Courant研究所的人便联名写了封这样的证明信：我们证明Lax已经在报告会上睡着过100万次了。

　　下决心做出成绩来

　　访问学者没有学分压力，但应隆安心中充满使命感，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成绩来。出国前，他和郭仲衡、韩厚德共同进行的“断裂力学研究”已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小有成就了，但是在美国他丝毫没有松懈，尽量多听讲课，学习人家的研究方法。著名科学家尼勒博尔的授课就很受应隆安推崇。

　　尼勒博尔不喜欢遵循讲义，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有一次上课，他说：“昨天我看了一篇论文，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那篇论文。”讲到一半，尼勒博尔觉得论文中的论证方式他不认同，便开始讲他突然想到的论证方式，但毕竟是临时想出来的，论证到一定步骤时论证不下去了，学生你一句我一句帮忙提议，到下课也没有结果。于是尼勒博尔说：“今天的作业就是这个，想出继续论证下去的方法。”到了下节课，尼勒博尔会把上节课没有解答完的步骤解答完。应隆安很佩服这种钻研精神，也欣赏他上课的方式。回国后，他也常用这种方式授课，深受学生欢迎。

　　最牵挂的是家人

　　在美国，每个周末都会有美中友好协会会员带他们参观，还有会员专程到公寓来教他们口语。为了省钱，应隆安和两位同事合租一套公寓，家具都是当地华侨华人赠送的。周末他们去纽约唐人街买菜，自己做着吃。

　　刚到美国那年，华盛顿下起大雪，把家门口的路封了。眼看预存的粮食渐渐吃完，“那真叫弹尽粮绝，如果雪再不化就要报警了。”讲到兴奋之处，应隆安不禁爽朗地大笑：“没什么困难，笑笑就过去了，唯一牵挂的是远在中国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打电话回国太昂贵了，应隆安舍不得，在美国两年只打过一个电话，就是告诉妻子他要回来了。回国时，应隆安为家里带了彩电、冰箱、录音机、打字机、照相机，给朋友带了手表、计算器、彩色胶卷。1981年国内还没有彩色胶卷，应隆安特意嘱咐朋友照完相后给他寄回美国冲洗。

　　转眼间30多年过去，应隆安的一双儿女都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问及赴美留学经历在其人生中的意义，他笑言：“美国的经历开拓了我的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沿着这些方向我做了很多研究，但那只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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