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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时代的周恩来曾多方探求救国救民道路。他的留法经历已广为人知，但很多人不知道，在五四运动前夕，他还曾自天津东渡日本学习约1年半时间。日本的学习和生活经历，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得资助赴日

　　1917年夏，19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对于前路一时较为迷茫。在当时流行的“留日潮”的影响下，他也积极筹划去日本留学，但由于家境较为困难，无力解决经费问题。此时，他的好友于树德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于树德，字永滋，1894年出生，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1922年，他曾出席由列宁主持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民族会议，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他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少数共产党员之一，1927年后与党失去联系。1949年建国后，他应毛泽东、周恩来邀请，由南方来到北京，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兼任全国供销合作社副主任。

　　于树德是天津静海人。五四运动前几年，天津的学生运动就开始活跃。当时周恩来在南开中学，于树德在天津政法学堂，在共同参与学生运动中，一来二去就熟识了，关系逐渐密切。五四前夕，于树德也打算赴日留学，他的家境稍好，多方筹措了300块大洋的留学费用。恰在于树德临行前，他得到了政法学堂给他的一个公费留学名额。他立刻想到周恩来，便十分高兴地跑到南开中学，对周恩来说：“翔宇，好消息!学校给了我一个公费留学名额，我自备的300块大洋给你，我们一起去日本吧!”300块大洋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周恩来犹豫再三，基于赴日本留学、追寻救国救民道路的强烈愿望，他还是高兴地答应了。

　　1949年于树德应邀到达北京，在北京饭店见到了周恩来，一阵热烈握手之后，周恩来乐呵呵地说：“永滋，我还欠你300块大洋的债务呢。要算上利息，这笔债我个人现在也还不起啊。怎么办?分期偿还，还是免去利息?”当时于树德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在场的人，更加不知所云。周恩来笑了，接着说：“永滋，难道你一点也不记得30年前你我一道东渡日本留学的事了吗?”于树德听后，呵了一声，终于想起来了。

　　就这样，周恩来的留学日本计划终于成行。临行前，他慷慨写下了“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豪迈诗句，并给同学留下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在日本的生活与学习

　　1917年9月，周恩来由天津乘船抵达日本东京。到东京后，他先客居神田区一家旅馆，后在神保町租居比较便宜的“贷间”，每天去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准备投考东京高等师范的官费留学生。

　　初到日本，很多留学生不太习惯日本的生活，但周恩来却很快适应了。在当时写给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中，周恩来说：“乍至，席地而坐，而饮，而食，而读，而卧，颇觉不惯，久之亦安。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饴，大似吾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他平时的穿着也很快入乡随俗。原横滨国立大学教授冈本隆三曾引用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长岛善雄的回忆说：(周恩来)上学时穿着黑色立领雪花呢制服，戴着俄式帽子，平时穿和服，脚蹬一双木屐，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据当年见过周恩来的日本人回忆和有关资料介绍，周恩来那时不是天天上学，有时在宿舍看报，有时外出，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参加“新中学会”的活动。

　　就在他来到东京的前两个月，早他半年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的童冠贤、高仁山等人，在东京发起成立了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国”为宗旨的留日学生团体---新中学会。周恩来到达日本后，很快就与童冠贤、高仁山等同校学友建立了密切联系，常常参加南开同学会的活动，并被推选为南开同学会的评议员。1918年5月19日，由南开同学会干事长童冠贤介绍，周恩来正式加入新中学会。对此，周恩来在是日的日记中记述得很清楚：“早起至冠贤处，入以新中团体，冠贤介绍。到八钟开会，到有十数人;十钟事毕……”是日的日记又记有：“我今天在新中会表示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本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有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了我又说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这两层意见说完之后，我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从此，周恩来成为新中学会成员，开始经常参加新中学会的活动。

　　周恩来留学日本时参加的新中学会，建立以后采取的活动方式比较民主，没有推选会长之类的领导，仅在开会时公推比较年长的一人为主席，会内的具体事务，也按照实际需要，推举一人或两人以上的干事担任。学会定期举行座谈，在交流各自家庭情况及自己的学习、志愿等情况基础上，座谈国家大事、个人的读书心得、学习感想等。周恩来加入新中学会后，曾多次参加会员座谈会，如在1918年6月9日的座谈会上，他讲了《婚姻问题与独身主义》。

　　1918年7月上旬，周恩来继在同年3月参加东京高等师范的招生考试未果之后，再次参加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只是又以日语“会话不好”等原因落榜。当时，他的心情很不好，尽管新中学会的会友给了他不少安慰，他还是决定回国休息一段时间。

　　再赴日本

　　1918年7月底，周恩来取道朝鲜半岛回国，在天津家中住了一个月。他又回日本后，大约在10月份，新中学会在早稻田租了一所较大的房子，约十七八间，作为会员宿舍，取名“新中寄庐”，约定除确有困难者外，会员都搬到宿舍居住，过集体生活。为了锻炼劳动生活和养成节俭习惯，约定凡宿舍内一切清洁卫生、烧饭、洗碗等生活事务，均由会员轮流担任，不再雇用任何人;发扬经济互助精神，就餐实行一饭一菜制度。周恩来搬进新中寄庐后，与大家一同过起了集体生活，“炊爨洒扫皆自为之”。1918年冬天，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天津水产学校校长孙子文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等人访问美国归来，路过东京，曾特意到新中寄庐参观，并与新中学会会员共进午餐，那一次的饭菜，就是由周恩来和马洗凡、李峰等新中学会的会员自己烧的。这些给张伯苓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热情称赞周恩来、马洗凡等新中学会会员在新中寄庐过的这种集体生活，是新中国、新社会的开始。那时，周恩来在经济上比较拮据，通过新中学会这一组织，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较大资助，同时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会友。

　　周恩来到日本留学，除了想考学深造外，主要想了解日本的社会情况以及世界的“新思潮”，掌握“哲学的思想”和“科学的能力”，以便日后归国积极从事救国运动。他曾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为此，在紧张的学习备考之余，他常常到位于神田区北神保街的中华青年会馆，阅读日文报纸和书刊，还经常阅读由国内寄来的《新青年》和南开中学学生自己出版的《南开思潮》等刊物。1918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际，与段祺瑞政府秘密谈判《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政府的侵略图谋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抗，史称拒约运动，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前奏。消息传到日本，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在5月12日组织了留日学生救国团，号召中国留日学生罢学回国。周恩来密切关注留日学生这一斗争，在日记中记了不少当时的斗争活动情况。3月25日中日两国谈判和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互换公文，4月3日他得知消息，并在日记中感慨：“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

　　入住新中寄庐后，周恩来的思想日益活跃，已经不再怎么在意能否进入哪所日本的高等院校官费就读，而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到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上去了。到1918年下半年，随着纪念马克思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开展，日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一些马克思著作被翻译成日文出版，报刊上也不时有评介文章发表。而在国内，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也开始致力于俄国十月革命划时代意义的宣传，着手评介、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和《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这一切促使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发生较大变化，逐步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回　国

　　周恩来在日本总计生活了约一年半时间。1919年的春天到来之后，他毅然决定，不再滞留日本，而“返国图他兴”，投考母校新建立的南开学校大学部，回国寻求革命的真理，探索中国新的革命道路。在回国前写给友人的信中，他激愤地写道：“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离开日本之前，4月1日，在樱花盛开的时节，周恩来来到素有“西京”之称的日本故都---京都逗留了10日，饱览了风光旖旎的日本“千年古都”风光，留下了《雨中岚山》、《雨后岚山》、《游日本京都圆山公园》、《四次游圆山公园》等一系列优美的诗歌，抒写了自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坚定信心，和对即将踏上的革命道路的憧憬和期待。

　　这几首诗采用的都是新体诗的写法，且每首都提到樱花，通过樱花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这四首诗中有三首是同一天写的。

　　在这一系列诗篇中，最著名的是写于4月5日的《雨中岚山》。当周恩来冒雨漫步在山坡上，在濛濛春雨中，看见太阳偶尔从云缝中射出一线光芒，眼前的山水显得格外秀丽姣妍，他不由联想到自己刚刚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多像这穿云破雾的阳光啊，在兴奋、喜悦之中，他挥笔写下了《雨中岚山》：

　　雨中二次游岚山

　　两岸苍松

　　夹着几株樱

　　到尽处

　　突见一山高

　　流出清泉

　　绿如许

　　绕石照人

　　潇潇雨

　　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

　　愈见姣妍

　　人间万象真理

　　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

　　真愈觉姣妍

　　1919年4月中旬，周恩来由神户港登船回国。回到中国后，他随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开始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曾多次向日本友人谈起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并询问中野、上野樱花的长势。中日建交前后，日本友人也多次邀请他在樱花盛开的时候再访日本，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能成行。

　　周恩来逝世后，日本人民为缅怀他对中日友好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在他曾经留下足迹的京都岚山，建立了周总理诗碑。诗碑的底座由青色圆石浇灌混凝土筑成，从底到顶，碑高2.4米。诗碑是用京都质地坚硬的名石鞍马石制成，深褐色的碑石正面刻着由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书写的《雨中岚山》诗全文。在诗碑左侧，立着一座副碑，上面用日文记载着建立这座诗碑的缘由：“为了纪念一九七八年十月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并且为了表达京都人世世代代友好的心愿，在这渊源深远之地，建立伟大的人物周恩来总理的诗碑。”1979年4月16日，应日本国会邀请访日的邓颖超副委员长专程前往京都，亲手为周总理诗碑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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